刘坤一思想
刘坤一从信奉儒家经典的封建士大夫发展成为晚清著名的洋务外交活动家，其思想大致经历了三个转变阶段：1865—1874年（同治四年到同治十三年）为第一阶段，这是思想保守时期；1874—1881年（同治十三年至光绪七年）为第二阶段，对洋务新政的态度由排斥转为间或支持的时期；1890—1902年（光绪十六年至光绪二十八年）是第三阶段，是其洋务思想的成熟时期。
保守
从1855年从军到1865年任江西巡抚这十年，刘坤一主要涉足军旅，一则因忙于攻城守地，一则因地位低微，其思想特征尚未完全显露出来。及至1865年出任江西巡抚，且一任九年。赣抚时期，是刘坤一政治事业的初创时期，也是他政治思想的奠基时期。由于客观上僻居内地，且忙于军务，地方兴利除弊成为头等政治目标，故他无暇接触新思想、新事物。主观上，由于他成长于闭塞而又民风强悍的湘西邵阳，不怕死、不畏难、不服输的“宝古佬”气概染之全身；加之饱读儒家经典，具有十分强烈的民族气节；更由于他是通过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而从异途进身为封疆大吏的，较之他人对清廷更多了一份忠诚。基于这样一种文化精神底蕴，“忠君”、“安民”成为他一切政治活动的中心和出发点。早年他从镇压农民起义的亲身感受中，认识到只要弘杨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就能完成政治任务。故而，他对洋务派提出的“洋为中用”、“师夷之技”等思想和做法是不相信的，对洋务派确立的以富国强兵为目标和推行以模仿西方为主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表现得不热心，明确反对兴修铁路、架设电线和采用西法采矿。在他看来：“富强之道，茫如捕风击影”，“造炮、制船亦都隔膜之事”，“造炮，我尚得用；制船将与洋人争锋海上，以我所短，敌彼所长，学孺子之射以射孺子，恐终为所毙”，因而“何必多糜金铖，徒为洋人所笑?”总体说来，赣抚时期的刘坤一与其它封建保守官员没有什么区别,一方面励精图治，拼死镇压各地农民起义，以此报效朝廷；另一方面固守传统，对外来文明和西方技术有一种天生的恐惧。
转变
1874—1881年，是刘坤一政治生涯的早期总督时期，先是署理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八个月，后任两广总督四年、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一年半。清末的两广、两江既是政务繁重之区，更是华洋交汇之地，境内不但开辟有通商口岸,而且设有洋人公壤区和租界地。因此，在实际政务中，刘坤一与洋务接触的机遇不断增多而且日见频繁。加之，这一时期正是晚清洋务运动勃兴时期，各项洋务新政措施在全国各重要地区得以推行，并取得了令人刮目的成就。由于形势的逼迫和实际政务中与洋务接触机遇的增加，刘坤一对洋务的认识加深了，对洋务新政的态度也开始有所改变，对一些在他看来于国于民有益的措施，间或也在辖境推行。例如他对使用轮船作为运输工具是赞赏的，并能针对洋务派创办的各制造局生产枪炮、机械等物品“杂而不精”现象提出“各专各艺”的合理建议，同时也十分重视洋务人才的培养。但从本质上讲，他并没有完全摆脱那种守旧思想的束缚，对洋务新政未具信心，往往言不由衷，对朝廷切责推行的洋务新政举措大都流于塞责，正如他自己所坦言：“洋务有何把握？能支持一件则一件，能支持一日则一日而已正因为如此，1881年六月间，两次被弹劾,十二月被免职，自此开始了长达九年的乡居生活。
成熟
1890年11月，清廷再命刘坤一为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重任两江总督以后，刘坤一从政态度有了重大转变，表现出开明务实的态度。一方面，大力整顿军务、吏治，奖励士风；另一方面积极推行洋务新政。任期内积极经办修铁路、开矿、发展农工商等洋务项目，并提倡西学，改革教育，这一切使之成为后期洋务运动的领袖。1894年，中国甲午战争爆发，战争的失败，使朝野的士大夫们猛然惊醒，也使刘坤一受到了极大的触动。亲历行间的刘坤一，无论是思想、情感都受到了重大创伤，也猛然惊悟。经过一番痛定思痛和对时局的省察，一针见血地指出今日中国要想转弱为强，唯有改玄易辙，变法自图。战后，他向清廷先后上了《策议变法练兵用人理饷折》、《请设铁路公司借款开办折》、《尊议廷臣条陈时务折》等条陈，成为变法图强的最大宣传者和鼓动者。在他看来，今日中国要想起“贫弱而致富强”，便须“仿照西洋新法，整顿中国旧法”，而“急宜见诸施行者，以铁路、矿务为最紧要”。至此，“学习西法，富国强兵”在其思想中占到了主导地位，他的洋务思想也趋于成熟。更由于其政治地位的日益尊荣，他的洋务思想对晚清政府的影响也日见扩大。1901年7月，他与张之洞联名上奏《江楚变法三折》,使之成为晚清新政的设计者。成熟时期的刘坤一，其洋务思想具有三个明显特征：（一）以致用为原则，反对务尚新奇。刘坤一十分强调洋务新政的易行、易为，对那些徒耗钱财，只有形式而无实际的举措是坚决反对的。（二）坚持循序渐进，徐图自强。刘坤一为政历来主张循序渐进，他说：“论政之道，原不必尽循尘辙，遇事宽容；然必行之以渐，酌乎其中，乃可日起有功，而无娇枉过正之弊，从未有操之过急，轻试纷更，而能有裨治理者也”。（三）坚持自力更生，以“保自存之利权”。在中国近代史上，刘坤一是比较明确提出“洋务对西洋依赖过重”认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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