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实甫西厢记
西厢记简介
《西厢记》最早的来源是唐代元稹所著的传奇小说《莺莺传》,不过它是以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为基础改编而成的。它和《董西厢》在情节上相差无几,但在每个方面都进一步加工、发展和提高,使戏剧冲突更加激烈,人物性格也更为鲜明,特别在心理描写上,细致、精确,引人入胜。《西厢记》是我国古典戏曲中一颗璀璨的明星。《中原音韵》曾把《西厢记》第1本第3折的曲文作为“定格”的范例标举。
元末明初贾仲明的〔凌波仙〕吊曲说王实甫“作词章,风韵羡,士林中等辈伏低。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明初朱权《太和正音谱》誉王实甫词如“花间美人”,“铺叙委婉,深得骚人之趣”,“极有佳句”。可见,他的作品在元代和元明之际很为人所推重,《西厢记》其时已被称为“杂剧之冠”。
张生在普救寺相遇相国小姐崔莺莺,一见钟情,而无计亲近。恰遇叛将孙飞虎率兵围寺,要强索莺莺为压寨夫人;张生在崔母亲口许婚下,依靠友人白马将军的帮助,解除了危难。不料崔母却食言赖婚,张生相思成疾。莺莺心爱张生而不愿正面表白;几经波折,在红娘的帮助下,莺莺终于至张生住处私会。崔母觉察迹象,拷问红娘,反被红娘几句话点中要害,勉强答应了婚事,却又以门第为由,令张生立即上京应试。十里长亭送别之后,张生到京考中状元;而郑恒借机编造谎言,说张生已在京另娶,老夫人又一次赖婚,要莺莺嫁于郑恒。后张生赶来,郑恒撞死,崔、张完婚。
西厢记剧情
描写书生张生在寺庙中遇见崔相国之女崔莺莺,两人产生爱情,通过婢女红娘的帮助,历经坎坷,终于冲破封建礼教束缚而结合的故事。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有鲜明、深刻的反封建的主题。张生和崔莺莺的恋爱故事,已经不再停留在“才子佳人”的模式上,也没有把“夫贵妻荣”作为婚姻的理想。他们否定了封建社会传统的联姻方式,始终追求真挚的感情,爱情已被置于功名利禄之上。《西厢记》结尾处,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正面地表达了“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的美好愿望,表达了反对封建礼教、封建婚姻制度、封建等级制度的进步主张,鼓舞了青年男女为争取爱情自由、婚姻自主而抗争。《西厢记》的戏剧冲突有两条线索。一条是封建势力的代表“ 老夫人”与崔莺莺、张生、红娘之间展开的冲突。这是维护封建礼教的封建势力和反对封建礼教、追求婚姻自主的叛逆者之间的冲突。
此外,《西厢记》还有由崔莺莺、张生、红娘之间的种种矛盾引起的另一条戏剧冲突的线索,这些冲突虽然属次要,却是大量的,错综复杂的,常常和主要矛盾交织在一起,互相影响,推动戏剧情节一环扣一环地发展,具有强烈的戏剧效果。这正是《西厢记》令人叫绝之处。《西厢记》的角色不多,戏却很多,情节曲折。《西厢记》的结构规模在中国戏剧史上是空前的。它突破了元杂剧的一般惯例,用长篇巨制来表现一个曲折动人的完整的爱情故事。因此它避免了其它元杂剧由于篇幅限制而造成的剧情简单化和某种程度的模式化的缺点,能够游刃有余地展开情节、刻划人物。这是王实甫的一个创举。《西厢记》最突出的艺术成就是成功地塑造了栩栩如生、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王实甫很善于按照人物的地位、身份、教养以及彼此之间的具体关系,准确地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并且调动多种艺术手段,生动、鲜明地将其表现出来。崔莺莺、张生、红娘、老夫人都由于王实甫的才能而成为不朽的艺术典型。王实甫的《西厢记》问世以后,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版本数量众多,流传的明清刻本约有一百种。明清两代的众多学者对《西厢记》评价很高,直到近现代,《西厢记》的各种版本依旧活跃在舞台上,备受人们的赞赏。
由于《西厢记》是一部多本戏,加上关目的布置又很巧妙,写得波澜起伏,矛盾冲突环环相扣。从一开始崔、张邂逅于普救寺而彼此相慕,就陷入一种困境;而后孙飞虎兵围普救寺,张生在老夫人许婚的条件下飞书解围,似乎使这一矛盾得到解决;然而紧接着又是老夫人赖婚,再度形成困境。此后崔、张在红娘的帮助下暗相沟通,却又因莺莺的疑惧而好事多磨,使张生病卧相思床,眼见得好梦成空;忽然莺莺夜访,两人私自同居,出现爱情的高潮。此后幽情败露,老夫人发威大怒,又使剧情变得紧张;而红娘据理力争并抓住老夫人的弱点加以要挟,使得她不得不认可既成事实,矛盾似乎又得到解决。然而老夫人提出相府不招“白衣女婿”的附加条件,又迫使张生赴考,造成有情人的伤感别离。在可能是后人续作的第五本中,直到大团圆之前,还出现同莺莺原有婚约的郑恒的骗婚,再度横生枝节。这样山重水复、萦回曲折的复杂情节,是一般短篇杂剧不可能具有的。它不仅使得故事富于变化、情趣浓厚,而且经过不断的磨难,使得主人公的爱情不断得到强化和淋漓尽致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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