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深秀个人经历

深秀,山西闻喜县仪张村人。生于1849年4月24日(清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初二日)。12岁成秀才,21岁中举,榜列第三名经魁。1871年22岁,入京参加辛未(同治十…

深秀,山西闻喜县仪张村人。生于1849年4月24日(清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初二日)。12岁成秀才,21岁中举,榜列第三名经魁。1871年22岁,入京参加辛未(同治十年)科会试,未中。在京拜师求教,钻研汉学,力主今文经,尤喜《公羊传》。

1877——1878年(光绪三至四年),北方冀、豫、秦、晋数省,出现了亢旱,尤以山西为最。山西巡抚曾国荃在奏文中云:“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之众,大侵奇灾,古所未见。”

山西发生如此严重的灾荒,居于京城的山西京官和士予,纷纷捐献银两,赈济家乡父老乡亲。也有许多人请假返回晋省,或探视家人,或加入赈灾的行列,以尽自已的一份责任。1878年春,杨深秀毅然抛弃科举考试,请假回乡,团结官绅,兴利除弊,组织赈灾,此外还续修了《闻喜县志》。

当时闻喜县令是陕西凤翔的陈作哲。他热烈欢迎杨深秀返乡。杨深秀以举人的身份,满腹的学问,高尚的人品和刑部员外郎的官职,受到官绅和乡民的特别尊重,成为在他们之中具有影响和号召力的领袖人物。

闻喜县此次大棱中之赈灾,历时两年,据光绪版的《闻喜县志》载:灾民达至41500余人。官绅前后捐银,共21900两。散放银米23次。在官绅两方的努力下,赈灾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共救存15810户,138730人。

灾后,杨深秀、潘梦凤、李润之等在籍绅士,又共议减少乡民的驿费负担。

县令陈作哲全力支持他们的这一建议。根据全省善后总局刊发的宫保曾公均减差徭章程,裁去一切浮差,计每粮银一两,只出钱200文即可。又议新规30余条。蒙省府州各宪批准,1880年8月6日(光绪六年七月初一)起,由公举正直明事绅耆照新章办理。是年夏收,“麦大熟,亩率一石。秋苗亦芄芄可爱。民间所生小儿,较往岁且多数倍。至是荒政而蒇事矣”。 1879年(光绪五年)晋抚曾国荃饬令重修《山西通志》,责令各县先修县志。县令陈作哲委托杨深秀主笔。半年之后,新县志终于修成。杨深秀此次续修《闻喜县志》,新创了《志斟》、《志补》、《志续》三种体例,共12卷。又于地形图作一大改革,“废黜八景,分列四图,限以棋局文,参以罗经向”,每格纵横为10里,较为准确。

《志斟》是一种新体例,以旧志“沿革”为例,于原文加以按语,注入新文,增添了新内容。以戴震《汾州志》作参考。又列表,以朝代封国、建置割并,隶属山水杂地名,各栏简言填之,“纲目发之,纵横表之”,十分醒目。

《志补》,为旧志所无,纯为新增。如《金石考》,在本县范围,分设朝代时期,胪列文物,言明出处,证之以史,考之以文,亦前代所无,也是一种新创体例。此乃以河南武授堂氏《偃师》、《安阳》二志作参考。又如《星度考》亦旧志所无,以科学算法及实测代星野,又表列节气时刻,皆十分新颖、准确。

《志续》则补充遗漏或续写前志所无之人物传记等。新增人物之传记,亦简而明。

“作志有三难:一日体例欲精则难;二日考据欲核则难,三日文章欲洁则难。”杨深秀于半年中克服了此三难,续成县志,“其考据精确,文章雅练不具论,至其体例皆取诸前辈大师”。书成,呈于省宪,获得好评,是诸县志中之佼佼者。

1882年(光绪八年)张之洞来山西主政。下车伊始,即大刀阔斧地革弊兴利。杨深秀借此契机,联合地方绅士,向县令朱光绶建议,为振兴大侵之后闻喜县孱弱的文风,应永远免除一项许多年来压在新进生员身上的“公堂礼”摊派。所谓“公堂礼”,就是新进生员每逢岁、科两试的考棚费和送礼费。这确属一项弊政。这一建议,得到县令朱光绶的全力支持。经上司及钦宪批准,同意免去“公堂礼”弊政。河东道台江人镜指示将杨深秀等人的呈禀及各宪之面谕,誊写碑阴、勒之于石。身上的公堂礼重负得以永远免除,士子们无不拍手称快。大侵之后,孱弱的文风得以迅速恢复、振兴。勒石立碑之时,杨深秀应官绅所请,又专写了一篇《以里书银抵新进生公堂礼记》的短文,刻于正面。该文开始,先用一句话点出主旨:“古之为政者,为民兴利而已。”一语道出古今人民的心声,做官为政的标准。该碑立于文庙牌楼前右侧。是现存仅有的一件与杨深秀生前有关的石制文物。

曾国荃倡议重修《山西通志》,得到钦差阎敬铭的支持,特聘王轩主持山西通志局,后又加聘杨笃、杨深秀、张铁生等。

杨深秀于1880年应聘赴省城。当时,福建闽县人王仁堪任山西学政。王仁堪特聘杨深秀为太原府崇修书院山长。崇修书院原址即今省第一博物馆西小院,筹建于1865年(同治四年),1867年正式开学。生童来自晋中各县县学优等生。

此外,杨深秀还担任过省城令德堂书院的协讲。

令德堂书院创建于1883年(光绪九年)。于通省择诸生之高才者人内深造。令德堂与晋阳书院同为全省士子之最高学府,其原址为太原府署后之宝贤堂(今山西省实验中学),经张之洞奏准筹建,正式开办于1884年5月(光绪十年四月)。晋阳书院山长王轩,被特聘为令德堂书院之总校主讲(山长),杨深秀、杨笃、张铁生等均被聘为分校兼协讲。杨深秀于两书院中“讲《尚书》,主今文家言,极高谈雄辩之概,诸生课余请业,竟委穷源循循无倦”。

19世纪80年代的山西已开始改变闭塞的风气。张之洞于创立令德堂书院的同时,还下令购入南省出版的各种书籍。英人李提摩太以传教、赈灾为名,进入山西,张之洞聘他为顾问,设洋务局,展开建设。虽由于各种原因收效甚微,但总算开了风气,所有这些都为书院教学联系实际创造了一定条件。杨深秀于讲经中,以春秋公羊学启迪学生,“勿迷溺于时文”。时文即八股文。勿迷溺于此者,即要从八股文中走出来,学习改制立法。有这些都使学生受到一定影响。太原之刘友风,榆次之刘奋熙皆其高材生。刘奋熙以进士人仕后,两袖清风,常以圣贤自学自励,且引天下事为己任。刘友风“虽习举子业,而究非专以举子业为心”,后编纂成《晋祠志》。二人皆有其师之遗风。

在光绪《山西通志》的修纂中,杨深秀也付出了辛劳,有重大贡献。

修志的整个工作是在山西通志局的具体领导下进行的。总纂为王轩,分纂为杨笃、杨深秀、张铁生等。王轩日与杨笃、杨深秀诸人讨论通志之体例,定为六门。即:图、谱、考略、记、录等。6门又各详分为36类。此次修志在山西历史上是空前的。杨深秀担任《星度谱》2卷与《古迹考》8卷之分纂任务。

杨深秀所分纂的《星度谱》利用了当时天文、历法和地理方面的最新科学成就,他本人也有一定的创见。这既反映了他具有的较高科学水平,也体现了他的求实精神。

《古迹考》载于《通志》卷之五十。其主要内容是从上古之唐虞夏商周秦,以迄两汉魏晋宋元明清,在山西所建国都及城邑之考证。旁及宫室、祠字,陵墓及寺观等。《古迹考》又为《沿革谱》之姊妹篇。读过王轩所纂之《沿革谱》,山西之古今沿革,了然成竹在胸,深服其简明扼要。再读过杨深秀《古迹考》,山西各处古迹名区,更加粲然入目,有如更上一层楼而览无数之胜景。

1886年(光绪十二年)冬,杨深秀离并返京,到刑部销假。1889年春,参加了会试,被取中贡士。接着参加殿试,被置于三甲。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杨深秀深为“甲午之耻”而愤恨而深思,“无由申”之。

1897年山东发生了德国强占胶东半岛的严重事件,杨深秀被实授为山西道监察御史。他第一疏就极言改革。疏云:

时势危迫不革旧无以图新,不变法无以图强。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春,他和康有为加强了联系,参加领导了保国会和戊戌维新变法运动。变法前夕,他首先上折,请定国是,明赏罚,指出:夫古今为政,未有东西未定,游移两可者。臣愚谓皇上,仍主守旧则已。若审观时变,必当变法。非明降谕旨,著定国是,宣布维新之意,痛斥守旧之弊,无以定趋向,而革旧俗也。光绪帝根据此折,终于定下决心,向全国臣民下诏宣布变法。此后,杨深秀每在变法的关键时刻,或单独上折,或联合他人上折,提出指导性的政策建议、方法或步骤等。这些建议多为皇帝采纳,转成上谕颁行。在百余天中,杨深秀共上奏折计有17件之多。 1898年9月21日(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光绪帝被囚禁,康梁逃亡,变法遭到失败。杨深秀不顾个人安危,打算前往南苑,说服董福祥军反正,“动以忠义,俾救主上,反正,则新政大行”。可惜抓捕他的人已到,他从容就捕。在狱中,他高风亮节,激昂慷慨,于壁上留诗三首,以大义激励来者。其一云:

久拼生死一毛轻,臣罪偏由积毁成。

自晓龙逢非俊物,何尝虎会敢徒行。

圣人岂有胸中气,下士空思身后名。

缧绁到头真不怨,未知谁复请长缨。杨深秀9月24日(六月初九日)被捕,三天以后,即被押到宣武门外菜市口(西鹤年堂药店附近)杀害,时年49岁。他与一同被杀的另外五人被合称为“戊戌六君子”。杨深秀自担任御史以来,始终以“澄清天下为己任”。在历史关头,为民族大义而献身。他深信:历史的前进步伐决不会为清廷反动势力所阻挡。他坚信:后继者一定会接踵而来。中华民族崇高的爱国主义牺牲精神,又一次在他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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