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政治

改革官制

建炎四年（1130年）四月，吕颐浩在赵鼎的弹劾下被罢相，赵鼎出任御史中丞，后被任命为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御营副使。在此期间，赵鼎对中枢官制进行了改革，对以后南宋的官制影响较大。

建炎初，为了把有限的兵力集中统一管理，置御营司。李纲为相，兼御营使，从此宰执兼御营使，三衙名存实亡，虽有枢密院，但是兵权在御营司，这就打破了北宋的军制，“国朝兵权隶于三衙，本之枢府，……今不复三衙而别置御营司，分委之枢府，而置御营使，其后专掌兵权，枢府不得而豫预。吕颐浩对中枢改革后，宰相仍兼御营使。这样，兵政基本归御营使司掌控，枢密院其实形同虚设。虽然这样有利于战时决策，但是随着南宋出现的暂时稳定，这种兵政结构出现了不便，“时宰臣未兼枢密，而同知枢密院周望在平江府，故一院之事，金书得以兼总。前此兵政悉隶御营使司，事权既分，又再经大变，文移纷乱。”而且，此时的朝廷，军事上对诸大将的依赖渐强。建炎三年（1129年）七月，朝廷任命辛企宗为御营使司都统制，韩世忠不服。这样，在御营军外，又建立了不受御营使司统辖的御前军。

针对这种情况，赵鼎首先改革御营司，“御营使司并归枢密院为机速房，仍令宰相兼知枢密院事营使司，是政出于二也”的状况。更重要的是，对朝廷所拥有的军事力量以及军事权力进行整合，提升朝廷的军事实力。存在四年的御营司被废除。同时规定“诏御前五军改为神武军、御营五军改为神武副军，其将佐并属枢密院。”实际上这是赵鼎和高宗迈出的限制诸将权力的第一步，朝廷收回将佐的人事权。

但是，此时的诸将对朝廷的规定置若阁闻。高宗接受吕颐浩的航海避敌之策后，高宗身边班直谋乱。平定叛乱后，高宗下令废除班直制度。这样对高宗的安全埋下了极大的隐患。此时，军队多数掌控在将帅手中，而高宗直接掌握的亲兵却很少，只有神武中军，绍兴三年时，这支军队只有七千人，而且经常被调往前线作战。据绍兴五年统计，殿前司只有九百人，侍卫马、步军只有六百人，此时应该更少。如果再废除班直，再发生类似苗刘之变，后果将不堪设想。赵鼎对高宗讲明利害，希望高宗恢复祖宗旧制。经过赵鼎的劝说，高宗恢复北宋以来的班直制度，消除了对皇室构成威胁的隐患。

整顿吏治

南渡以来，吏治腐败，很大程度上缘于法令废弛，无法可依，“百司日有申明，皆临时裁决，初无定制，三省枢密尤为从冗。”由于没有成宪，临时决断，损害了中央权威。造成“官失其守，废法用例，其弊滋甚。所以恩归于下，怨集于上，人不退听，事益增多。”为了重塑中央权威，整顿吏治，“赵鼎因请，委都司取会前后所行之例，约以中制，立为定法，付有司遵守。”

赵鼎还进一步打击内侍力量，“内侍官两经大变，其势少敢而余风未珍。其后锋错稍出，如冯益者，尤为暴横。”甚至出现“士大夫有阴结内侍者”赵鼎认为，这种现象会严重影响政治风气，“坏风俗、紊纪纲、唱馅候之风、塞公正之路以及丧国亡家。”于是“鼎常论勃，至是奏斥去之，其党始知畏，中外称快。

改革地方行政

南宋的地方行政组织，仍然实行绍圣法中的保甲制度。由于行之岁久，弊端明显，“乡村保正长最为重役，不专取物力厚薄而兼用人丁多寡，不通轮一乡点差，而但取逐甲人户官吏贪浊，差募之际，富者以贿赂幸免，贫者以诛求受害，被役一次，辄至破产愚民无知，巧为规避，遂有父亡，母改嫁，兄弟析生求免役。”这些弊端造成“重困民力”、“伤名教”、“坏风俗”。

为克服这些弊端，绍兴五年（1135年）四月，赵鼎下令废除绍圣法，实行“乡村五保为一大保，通选保正，于免役令中去长字。”其中规定“充而居他乡别县或城郭及僧道，并许募人充役，官司毋得追正身”以及“官吏因役事受财者，重为典刑，以示惩诫。”这些措施防止了官吏科扰民户。对凝聚民心、恢复生产、巩固政权具有积极作用。实际上，赵鼎是恢复了北宋仁宗时期夏竦提出的“保五之法”。

赵鼎经济

经济改革

经过吕颐浩的财政整顿，南宋的财政经济有了明显好转，然而，并没有完全解决南宋政府面临的经济困境。随着吕颐浩的罢相，其经济改革划上句号，但是南宋经济依然不容乐观。早在北宋末年，吕颐浩即提出了常平法不可废的观点，但是一直没有实行。建炎三年（1129年）八月，在吕颐浩整顿南宋的经济之时，赵鼎再次提出常平法的问题：“恭惟陛下即位之元年，即降指挥罢常平官吏，镯免常平钱谷。诏下之日，无远无近，鼓舞欢呼，仰戴惟新之政。而去岁之冬，初复有指挥置提举官，根刷诸司侵支，催理民间旧欠，诸司侵支，固岂入己非军期，搞赏则月给钱粮，逼使拨还亦非已出，夺彼与此有何利害……复旧平来之法，不惟陛下恤民之诏，不为空言而使斯民复见祖宗之政矣。”高宗采纳了赵鼎的建议。

入相后，赵鼎恢复了常平仓的功能。常平仓本是地方政府贩济灾荒、平抑物价、应付危机的一种制度，历代政府都比较注重。然而，渡江之后，南宋政府削减了常平仓的功能，先是废除了常平仓的管理机构，然后又复置官吏，清理百姓积欠。常平机构反反复复，根本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反而成为扰民的工具。赵鼎最先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着力解决。如绍兴五年（1134年），时己任相的赵鼎进呈“湖南、江西岁旱，田亩灾伤，今秋成之际，民间已网食，恐至来春大饥。欲令常平司多方广来，以备贩济。”

赵鼎仍然重用吕颐浩任用的理财之士管理经济，使得赵鼎为政期间经济措施并没有出现大的波动。孟庚以参知政事提领财用，孟庚在吕颐浩为相时，在经济方面贡献不小，而赵鼎仍然任用孟庚措置财用，经济政策方面承继了吕颐浩时的许多政策。孟庚创制经总制，实际上，总制司是吕颐浩经制钱的延续和发展，“因经制之额增析而为总制钱，而总制钱自此始矣。”经制钱、月椿钱、总制钱一直是赵鼎为相时的主要经济来源。

赵鼎在吕颐浩盐法改革的基础上，把盐法最终固定下来。“鼎请立对带之法，商贾听命，而盐法遂为定制，除去积年之弊。是秋，加以出剩，立为分数，计入纳与对带二法并行”。吕颐浩二次为相期间对盐法的整顿中，要废除对带法，但是当时并没有完全实行，实际上，对带与入纳二法并行。赵鼎为相时，对带法成为定制，于是“出入有常，源源不绝，始不为巨猾所制矣。”不但如此，对带法为国家带来丰厚的盐利，“赵鼎得浚书云‘建康入纳盐场钱甚盛。”，高宗把其中原因归结为“法既可信，自然悠久。盖自立对带法二年不变，故比之常岁有增也。”从此，对带法成为南宋的定制，“章谊以对带之法已信于民，故不复改。”

“固本”、“宽民”

赵鼎对经济的整顿中，明显与吕颐浩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赵鼎更强调“宽民”。在建炎三年（1129年）赵鼎的上书中，提出了“宽民”、“固本”的观念。“今自温、台复临吴、会，所至郡邑，悉经寇攘。无聊憔悴之民，欲赴诉于陛下者，不舍赤子之投父母。饥渴之丐，饮食嗽嗽之情，又非前日陛下怀恻但之心。视兹困弊，亦将哀其穷而副其所欲乎愿诏有司，严伤州县，应经残破之家，特镯今年赋役差率等事，及竹木、砖瓦、米麦之类，权与免税，使之营葺生理，以渐复业。起凋擦之疾，变愁叹之声，因之饵奸究以消无穷之患矣。敌骑长驱，肆行残杀，陛下无力以救之，固非得已，凡兹优恤之事，力所可至者，谓宜无惜，至诚而神孰不忻戴是乃固邦本之术，谋恢复之渐也。”

赵鼎所谓的“固邦本之术，谋恢复之渐”，是指对百姓实行宽松政策。被金兵残破劫掠州郡，减免租税，以宽民力，减少内乱，是为固邦本之术。在上书中，赵鼎朦胧含蓄地指出造成当时民穷状况的重要原因，与君主、政府行政无力有关，君主不能保护百姓，造成百姓贫困颠沛。因此，皇帝要尽力体恤百姓，实现宽民，只有这样，才能“固邦本”、“谋恢复，’在这样的理念下，赵鼎对经济的整顿中更注重宽民。在吕颐浩改在吕颐浩改革茶盐之法时，张浚也效仿，准备在四川实行，赵鼎上书坚决反对在四川、福建实行，“张浚申明，欲措置四川盐酒为经久之利，是何中外不谋而同远方之民亦不容其少安邪浚蜀人也，蜀之利病，宜自知之。愿陛下手诏谕浚，律令裁酌，及令三省详议福建盐法，所得所失，孰大孰小毋致重失民心，斯为尽善，惟祖宗肇造艰难，欲垂法万世，而一时建立扫地殆尽，独此民心未至离散，若并此而失之，则大事去矣。”

赵鼎强调，不应该单纯追求经济利益而失去民心。在宽民的理念下，赵鼎首先强调节约，并且继李纲之后，再次减少官吏的傣禄，“节省之道，始于宫庭，此陛下盛德也。甲申，自渡江后宰辅已减傣三之一，至是，赵等复请于内权减二分，从之。”在赵鼎的倡议下，朝廷上下，从高宗到臣僚都奉行节约的原则。

其次，在宽民的理念下，赵鼎为相期间，南宋下诏实行了一系列宽民的经济措施。例如，绍兴五年（1135年）四月，“诏诸路营田司，官给种粮者每一耕牛，岁课毋得过十硕民间自有耕牛者，除输纳税赋外，毋得抑令耕种营田。”十一月下诏，“预借民户和买绢触，二分止令输见络，毋得抑纳金银。除头子钱外，每千收魔费毋得过十文。”绍兴六年（1136年），赵鼎听从李纲的建议，废除了东南的交子，恢复为关子。避免了朝廷没有足够的现金储备而发行纸币。绍兴七年十月，赵鼎提议“榷货务出卖度碟，而远方不能就买，欲量付诸路。”但是高宗认为这样做无疑增加了地方的权力，地方政府或许会利用职权科扰百姓，赵鼎又提出具体的防范措施，“不责以限数，则无科敷之弊。”这些宽民的措施无疑会对恢复生产、争取民心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然，这些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南宋政府经济拮据、百姓困苦的局面。绍兴六年五月，“江东转运使向子翘言本路上供岁入不敷，纲运留滞。”绍兴七年（1137年）十二月，赵鼎进呈了刘大中的札子，“浙东之民有不举子者。臣尝承乏外郡，每见百姓诉丁盐触绢，最为疾苦，盖为其子成丁，则出铀绢，终其身不可免，愚民宁杀子不欲输铀绢。又资财嫁遣力所不及，故生女者例不举，诚由赋役烦重，人不聊生所致也。”面对国穷民困，赵鼎提出在江淮一线屯田以解决经济困难。

赵鼎军事

对内平叛

赵鼎曾采用优待措施，安抚了即将成盗的李成军。李成被吕颐浩打败后，率领残余力量归顺了伪齐政权。绍兴三年，李成攻下了邓州。当时伪齐军中有欲前往襄阳的兵士，而襄、邓、随、郑等州镇抚使李横，认为是李成率兵攻打襄阳，而且以襄阳军粮不继，无力与李成抗衡为由，率众弃城而逃。使李成毫不费力地占据了襄阳。“李横之去襄阳也，欲依解潜以埃命，其参谋官、直龙图阁赵去疾、属官右宣教郎阎大钧劝使归朝待罪。横曰：‘我有乌合之众，所至自谋衣食，人皆谓我为贼，万一诸郡不见纳，奈何二人曰‘我亦官军也，何至是。’已而，湖北安抚使刘洪道果拒之。横大怒，欲杀二人，皆呼曰‘江西帅赵枢密可归也。’横犹未决。”此时的赵鼎为江西安抚大使兼知洪州。在得知李横的状况后，趁李横还在犹豫不决之时，“赵鼎己遣粮舟至，其众遂安。时权商、貌镇抚使董先、蔡州信阳军镇抚使牛皋先已渡江，至洪州，鼎复以银数千两稿横之众，且檄知黄州鲍贻逊迎劳于境上。横大喜，以所部入洪州。”安抚了李横，避免了他沦为盗寇，危害南宋。

赵鼎认为百姓之所以走上反叛道路，并不完全由于他们自身的责任，“失业之民，率聚为寇。虽圣恩宽厚贷其胁从，亦既累年而犹家藏兵器，未尝输官州县，既不能止绝，又且听讼理狱，往往许以追证旧事。间里骚然，各怀反侧。则是朝廷已赦之罪，宫吏犹得治之，使德泽阻于布宣，人情积于忿怨。一旦奸心不能自惩，则投兵刻刃，势有必然者，因而聚众阻险，无由自新。”失业、地方官吏的弊政是造成他们走上反叛道路的重要因素。因此，赵鼎更加强调对兵变、民变“渐革凶残之气，化为良善之民，使安田亩，永绝后患。”提出了彻底从思想、物质方面解决兵变、民变问题。不仅要通过教化，使之成为良善之民，更要解决他们的物质问题，使之安于农业生产，以彻底防止他们再次走上反叛的道路。这是在吕颐浩平叛中，采取宽民措施以杜绝百姓再次走上反叛道路的基础上，赵鼎更加强调彻底解决百姓的生产生活问题，以及政府对百姓的思想教化作用，以彻底防止再次发生叛乱。这与李纲的平叛策略基本相同。他们的这种思想也影响到最高的统治者高宗。绍兴八年（1138年），宋高宗在如何对待江西盗寇问题上提出了三项策略“一择帅臣以厌服其心，二任守令以劝课其业，三镯科役以优给其力。如此尚或为盗，联未之闻也。”最高决策者更加注重百姓的生计问题，缓和官民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