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尔济吉特·琦善事件经过
1840年8月11日，英军舰队进至天津海面，时任直隶总督的 琦善赴天津与英军司令咨会。琦善伙同穆彰阿、伊里布等一向与林则徐有过节的朝臣向道光帝夸大英军军力，诬指林则徐允许烟片贩卖后又反悔禁烟，激起英国发动战争，将所有战争责任归咎林则徐身上，主张“罢战言和”，要求进行谈判。八月下旬，道光帝任命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办，九月初又革林则徐、邓廷桢职，任琦善署两广总督兼海关监督。
1840年11月29日，琦善到达广州，中英广州谈判开始。但由于双方开价差距悬殊，一开始就进入了扯皮阶段。道光帝收到琦善奏折后，认为英人的要求过分（和南京条约的内容相似），下令备战。在谈判期间，琦善增铸火炮，并从广东各地调兵至虎门，虎门兵力达到11000人。
1841年1月7日，谈判破裂，英军发动进攻，虎门战役开始。英军仅以受伤38人的代价即击败清军。1月8日，琦善要求重开谈判，英军同意暂时停战。1月21日，英方公布了《穿鼻草约》，要求割让香港岛、赔款600万银元。由于涉及土地割让，琦善未签字（此条约传至伦敦，英国政府认为得到利益太少，也未签字）。英军乃于26日，强行占领香港。琦善打算于道光二十年正月十八（1841年2月9日）正式签订《穿鼻草约》，此时，广东士绅声讨琦善，广东的高级官员又站在怡良一边，琦善不敢签约。
道光皇帝得知虎门战事不利、琦善畏敌，且擅自在谈判中割让香港，乃将琦善撤职查办，锁拿进京。
鸦片政策
随着鸦片在中国的日益泛滥，禁烟问题提上了紧迫的议事日程。针对这一问题，清廷形成“严禁派”和“弛禁派”两大对垒阵营：
严禁派的代表人物是鸿胪寺卿黄爵滋和时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提出的具体办法就是用严刑峻法，重治吸食；广传戒烟药方，限期一年戒绝，过期仍吸食者，平民处死刑，官吏加罪--不但犯官治罪，而是其子女不准考试。邻里互相监督，五家一组，互相结保，对邻里吸鸦片而知情不举，包庇吸食，亦予治罪，对举报者则予奖励。黄爵滋还谎称查过资料，说洋人对该国吸鸦片者皆绑上竹竿，插进大炮，击入海中溺死。但事实上，当时西方各国都不禁止鸦片。英国当时，禁的“毒品”乃是酒！
弛禁派（实仅太常侍少卿许乃济一人）提出取消鸦片禁令准其公开卖买，照药材纳税（不过只准以货易货，不准用银子购买，认为这样可以防止白银外流）。并且提出国内种植鸦片不予限制，国产鸦片多了，洋商无利可图，外国鸦片即可不禁自绝。
琦善在鸦片战争之前，反对黄爵滋重治吸食者的主张，认为黄的主张“大谬不然”，认为贩鸦片者之罪重于吸鸦片者，吸鸦片者处死，则贩卖鸦片者处与何刑？况且缺乏可行性。鸦片吸食“今则数十年之久，十八省之大，岂能令出惟行乎？”
他的理由是“若吸食鸦片不肯俯首受缚，势必聚众抗拒，此大可虑也。至于闽省海疆，其人习于械斗，善于打仗，吸食鸦片者尤多，倘或遁逃海岛，外夷资其衣食，藉以探听虚实，荒陬僻壤，弁兵巡役不到，要结无赖，一登陆地，炮台反为虚设，此则更大可虑也。”
他说：吸食鸦片的人众多，其中有“忠良后裔、簪缨世胄”、有“幕友书役”、贤媛、孀妇以及“农工商贾，安分守己之人”，如果“一吸鸦片，即罹法网，将见缧绁之人载道，囹圄无隙地可容，贯索略重，不待部文复转，而瘐毙者已盈千累万矣。”
他还认为“若吸食者尽诛，即闽、广而论，吸烟者十居七、八，十余万人恐不能尽也”。因而他强调说“今一言之下，欲兴率土普天之大狱，此真断断乎其不可行者也。”再有，对于黄提出五家互保，“一家吸食，全体株连”，他认为“邻居吸食鸦片或是深夜，或是藏于卧室，出入无时，行诡秘，怎么能知道他是否买食？”
他的主张是封关锁国，“大张晓谕，不准通商，则鸦片无自而来……内地已入之烟土，并不必缉捕销毁，吸食者一面戒烟，一年半载，知烟不续来，贩卖者另寻别业，吸食者尽保残躯，如是则从容不迫，而天下皆安居乐业。”认为只有这样，才是“正本清源之道”。
在直隶总督任上，琦善禁烟行动，缴获鸦片13万两，仅次于两广总督邓廷桢26万两（广州是鸦片最主要的走私地），多于湖广总督林则徐2万两。
琦善的后半生
琦善在鸦片战争中被道光“革职锁拿，查抄家产”，发配军台。后又有人告发其收受英人贿赂。道光帝下令彻查，发现确无此事。琦善在战争中也未有传说的卖国动机与行为。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是，作为主和派的琦善与作为主战派的林则徐二人，在鸦片战争之后都被发配流放，这种情况在中外尚属罕见。
琦善后来获得赦免，几经官场沉浮，任热河都统、四川总督、陕甘总督等。咸丰二年（1852）任钦差大臣组建江北大营围攻太平军。1854年，病死于扬州。
关于“卖国”
主要“罪名”：一、主张弛禁，破坏禁烟。二、英舰队到达大沽口外时，乘机打击禁烟首领林则徐，主张投降。三、主持广东中英谈判期间，不事战守，虎门危急时又拒不派援，致使战事失败，关天培战死。四、私自割让香港予英国。
第一项：1838年黄爵滋上奏主张严禁，琦善表示同意，且此后在1838年8月至11月间共起获烟土15万余两，足以否认其弛禁罪名。
第二项：琦善与林则徐交恶缺乏必要的史料依据。
第三项：据琦善奏折，他于1840年11月29日到广州，12月4日接印视事。12月26日接到义律的最后通牒，次日起4次增兵虎门。由此至1841年2月22日，共向虎门派兵3150名，另雇勇5800名，且有调拨火炮等情事。
第四项：1月14日，义律提出割占尖沙咀（即今九龙）、香港两地，琦善答以只能选择一处“寄寓泊船”，俟英方选定后，由他上奏请旨。而义律歪曲了琦善的意思，于1月16日照会琦善，声称将“以香港一岛接受”。这可以表明琦善确有允英人“寄居”香港之意，而无“割让”之举；且非为“私许”，实有请旨奏折。
形成原因：借中国传统史学的“忠奸的理论”为道光皇帝开脱；历史学家在客观叙述中融入主观感情色彩，用作宣传需要；历史学家内心热爱祖国，融入感情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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