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宣帝为政举措
政治
• 隐忍蓄势
从后元二年(前87年)汉昭帝即位起,至刘贺(史称汉废帝)在位短暂的27天,再到宣帝刘询即位之初,朝政几乎全部掌握在霍光手里。霍光把持国家的权柄,生杀予夺。昭帝时的廷尉李种、王平,左冯翊贾胜胡以及丞相车千秋的女婿少府徐仁都因冒犯霍光的意旨被下狱处死。小户人家子弟乐成因受霍光宠爱,官至九卿,爵为列侯。百官以下只事奉霍光的家奴冯子都、王子方等人,根本不把丞相放在眼里。
此外,霍光的儿子霍禹以及霍光哥哥的孙子霍云都是中郎将;霍云的弟弟霍山任奉车都尉、侍中,掌握胡、越兵权;霍光的两个女婿分别是长乐、未央宫的卫尉,掌管整个皇宫的警卫;霍光兄弟的女婿及外孙都有资格参加朝会,担当诸曹大夫、骑都尉、给事中的官职。霍氏党派亲族连成一体,盘根错节地占据了朝廷。
霍光从汉武帝后元二年(前87年)至汉昭帝元平元年(前74年),一直总理朝政,已成为汉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直到宣帝登基以后,才归还朝政。
宣帝在民间时就听说并知晓霍氏尊贵强盛日子长久,心中并不认为这是一件好事 。他一即位,就明显感觉到了朝廷内部来自霍光集团的政治压力,在他登基之日谒见高庙时,霍光陪同他乘车前往,他觉得心里很害怕,如芒刺在背。后来车骑将军张安世代替霍光骖乘,宣帝就安逸自在,感到非常安全亲近。有着丰富生活阅历的宣帝心里明白,自己初即位,仅凭皇帝之称不能与霍光相抗衡,只有保持最大的克制,逐渐发展自己的势力,寻求有利时机,才能夺回属于自己的最高统治权。所以即位伊始,当霍光辅政以来首次表示要还政于君时,宣帝回绝了,他明确表示非常信任霍光,欣赏霍光的才能。请霍光继续主持朝政,并当众宣布,事无大小,先报请霍光,然后再奏知他本人。事后他还专门下诏褒奖霍光的援立之功,益封七千户 。每次上朝,宣帝都给予霍光以极高的礼遇 。
宣帝的这一系列行为对于消除霍光对他的猜忌和提防,缓和朝廷内部潜伏的政治危机,为他的统治创造良好的政治气氛起到了极其明显的积极作用,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免于变成“昌邑王第二”。
• 武帝庙乐之争
汉昭帝末期,匈奴就派使者到乌孙国,想得到和亲乌孙的解忧公主,又攻打乌孙国,攻取了车延、恶师等地。公主上书汉天子求救,汉朝把这事下交给公卿大臣们商议,没能决定怎么办。这时,汉昭帝驾崩,宣帝继位,乌孙国首领昆弥又上书汉天子,说:“我们接连被匈奴侵伐削弱,我愿意把国中一半的精兵共有五万人马都拿出来,尽全力反击匈奴,希望汉天子派兵,救救公主!”
本始二年(前72年)五月,即位两年的宣帝下了一道全面颂扬他的曾祖父武帝的诏书,其中强调了孝武皇帝自己躬行仁义,而又威武迅猛,北上征讨匈奴,单于远逃;南下平定氐羌、昆明、瓯骆两越;向东平定菱、貉、朝鲜,开拓大汉疆土、设立了郡县,各蛮夷之国也都臣服,通好的使臣不请自至,珍贵的贡物陈列在宗庙中的功绩。
宣帝要求公卿、博士讨论武帝的“尊号”和“庙乐” ,群臣莫不赞成。而对于宣帝讨伐匈奴的潜在意图,长信少府夏侯胜发表了惊人的反对意见:“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无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
丞相蔡义和御史大夫田广明带头声讨夏侯胜“非议招书,毁先帝”的罪行,定性为“大逆不道”;又揭发丞相长史黄霸事先知道夏侯胜的观点而没有举报,犯有包庇怂恿之罪;两人都被捕入狱,直到本始四年,夏侯胜被赦而担任谏大夫、给事中,黄霸担任扬州剌史。
此后大臣们很快拟定方案:六月庚午日,尊汉武帝的庙号为世宗庙,在庙中演奏《盛德》、《文始》、《五行》舞曲,武帝生前巡行过的四十九个郡国都建立世宗庙,像高祖庙和太宗庙一样。宣帝立即批准,下令在全国实行。为庆祝这一重大决定,特地给全国成年男子普遍增加一级爵位,并赏赐酒肉。
七月,宣帝动员与选派关东轻车锐卒,挑选各郡国位在三百石的强健而谙于骑射的吏员,都从军西征。命田广明、赵充国、田顺、范明友、韩增为五将军, 兵十五万骑,校尉常惠持符节指挥乌孙兵,出击匈奴。最后俘获了单于的父辈及嫂辈、居次、名王、犁污都尉、千长、将军以下三万九千多人,抢得马、牛、羊、驴、骡、骆驼共七十多万头,匈奴部队连死带伤而减去的人数以及因远途迁徙而死亡的牲畜不可胜数,匈奴因此衰败损耗 。
从这起事件中,深究一番可以知道, 为汉武帝立庙一事确实是宣帝初即位时的一招好棋。根据中国古代传统,立庙是“正统”(嫡系子孙)的责任,而主丧、主祭亦是宗子才能行使的权利。所以古代皇帝驾崩后,一定要太子在灵柩前即位,然后才能主丧,为大行皇帝发丧。宣帝即位时其曾祖父已去世多年,他不可能为先帝主丧。但由于汉昭帝未出临武帝葬礼 、又未能为武帝立庙,因此宣帝以为武帝立庙的方式来宣示自己才是汉武帝的嫡系遗脉(卫太子刘据是武帝的宗子 ——嫡长子),用来与以庶出少子身份即位的昭帝区别开来,显示自己才是继承汉武帝事业和遗志的正统,自己的继位是天经地义并且完全合法,具有不容置疑的正当性,并借以提高自己的个人威信;同时在以孝治天下的西汉,宣帝此举也示为武帝尽孝。
而《汉书·郊祀志下》也因此记载:宣帝即位,由武帝正统兴,故立三年,尊孝武庙为世宗,行所巡狩郡国皆立庙。
当出现夏侯胜反对的局面后,宣帝顺势将其下狱,震慑朝臣,进一步树立了自己的个人权威;进而肯定汉武帝征伐四夷的举措,得以在随后三个月兴兵征讨匈奴,扬汉国威。宣帝此举既表达了对先帝的孝心,又标榜了自己的正统嫡系的身份,初步确立了在朝堂上的威信从而征伐匈奴,真是一举而三得。
而由此可见西汉晚期刘向说宣帝“聪明远识,制持万机”在文帝之上,绝非虚言。
• 躬亲朝政 平乱定鼎
宣帝即位后的第六年,也就是地节二年(前68年),霍光去世。宣帝与上官太后亲临丧礼,以皇帝规格的温明厚葬霍光,并加封霍光的侄孙霍山为乐平侯,以奉车都尉的官职领尚书事。 与此同时,宣帝认为时机已到,开始亲理朝政。他重用御史大夫魏相,让魏相以给事中的身份参与朝中的机密决策,后来又提拔魏相为丞相。继而任命邴吉为御史大夫,又委以他的岳父平恩侯许广汉以重任,逐渐把权力收归己手。
宣帝深知,霍光虽已去世,但霍家的亲属和亲信还控制着中央政府的各个机要部门,尤其是兵权还掌握在他们手中,霍显毒杀许皇后的真相也开始慢慢泄露出去。为此,宣帝首先采取行动,削夺霍家把持的权力。他先解除了霍光两女婿东宫(长乐宫)、西宫(未央宫)卫尉的职务,剥夺了他们掌管的禁卫军兵权。又把霍光的外甥女婿和孙女婿调离中郎将和骑都尉的位置并收回官印,让自己的亲信的许、史两家子弟担任南北军和羽林郎的统帅,最终把兵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之后,他提拔霍光的儿子霍禹为大司马,明升暗降,剥夺了他掌握右将军屯兵的实权。还对上书制度进行了改革,下令吏民上书,直接呈皇帝审阅,不必经过尚书,群臣百官进见皇上可以独自往来,把霍山、霍云领尚书事的职务架空起来 。通过这一系列步骤,霍家掌握的实权被剥夺殆尽,权力逐渐集中在宣帝的手中。
面对宣帝全面夺权的行动,霍家集团内部先是不满,后来惶恐不安。霍家人知晓了霍显毒杀许皇后的真相后,开始有了邪谋。霍云之舅李竟的好友张赦见霍云家族岌岌可危,建议李竟通过霍显告诉上官太后,先杀死当权的丞相魏相和平恩侯许广汉,进而罢黜皇帝。长安男子张章告发了这件事,宣帝就把此事交给廷尉处理。执金吾拘捕了张赦、石夏等人,宣帝看重上官太后的面子,下诏制止,不准拘捕,未予深究。霍山等人更加恐慌,害怕时间久了被追查问罪,决定先动手。秋七月,霍氏欲图借上官太后之手杀死宣帝亲信、罢除天子而立霍禹为帝,保住他们的既得利益 。但叛乱在严阵以待的宣帝面前很快瓦解了。霍氏相约定的计划还没有实施,宣帝就任命霍云为玄菟太守、太中大夫任宣为代郡太守。霍山又因为抄写宫禁秘书犯法,霍显为此上书表示愿献出城西宅第和一千匹马来赎霍山的罪。宣帝在奏书上只批复知道了。就在这时,他们密谋的事被发觉,霍云、霍山、范明友自杀,显、霍禹、邓广汉等人被捕捉到,霍禹被腰斩,显及她的几个女儿兄弟都被处死。与霍氏相连的数千户人家被诛灭 。宣帝随即下诏公开此事,所有被霍氏所连累的人,如果事情发生在丙申日以前,还没有发觉报官在押的,一律赦免 。八月已酉日,废霍皇后。在西汉朝廷中盘踞了十几年的霍家势力一朝覆灭,宣帝最终确立了他的绝对统治。
宣帝彻底清除了霍氏的势力,可以大刀阔斧地施政了。
宣帝早年生活在民间,深知吏治好坏将直接关系到百姓的生存发展与社会的和谐稳定。他说“吏不廉平则治道衰”。所以,他即位后,除亲自过问政事,省去尚书这一中间环节,恢复了汉初丞相既有职位又有实权的体制外,还特别重视地方长吏的选拔和考核,并下大力气整饬吏治。为此,刘询建立了一套对官吏的考核与奖惩制度。他多次下诏对二千石(郡守级官吏),实行五日一听事制度;并不定期派使者巡行郡国,对二千石官员的工作进行考察。根据考核结果,信赏必罚。他颁布诏令说:“有功不赏,有罪不课,虽唐虞犹不能化天下。”在他当政时,一大批因政绩突出的官员受到了奖励,或以玺书勉励,增秩赐金,或爵关内侯,升任九卿或三公。对那些不称职或有罪的官吏,则严惩不贷。 随着这些措施的推行,一大批“良吏”便逐渐造就而成。其中,还有许多官吏是由低级郡吏察廉晋升而来,或因明经而被提拔。
• 整饬吏治,加强考核
宣帝时期,是官吏“久任”制发展到较为完备的时期。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把官员“久任”的实施范围由中央大臣扩大到高级地方官员。不仅侍中、尚书等参掌朝政的亲信近臣得蒙荣宠,郡太守一级的高级地方官也多有“久任”者。 汉代的郡国介于中央与县之间,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郡国守相起承上启下的作用。郡国守相的好坏,不仅关系到一方的安宁与否,也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兴衰。所以,刘询对郡国守相的选任,十分慎重和严格,规定先由朝中大臣举荐,然后择日亲自召见考核,询问治国安邦之术。著名循吏龚遂被任命为渤海太守,就是其中一例 。
其二,上述官员即便积有功劳、或有优异表现应该升迁,也不轻易提升调动,而是另外寻求对策,给良吏以物质、精神两方面的奖励和褒奖。
对于亲信近臣,“至于子孙,终不改易。”结果是“枢机周密,品式备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也” 。
对于郡太守,宣帝坦言他们是辅助天子治国理民的关键所在,是“吏民之本”,如果时常调动变易就不会被其属下尊重,上下难以相安;如果实行“久任”制,百姓知其将长时期在职,就不敢欺罔上司,自然就会“服从其教化”。
对治理地方确有优异政绩的郡太守,宣帝常用的奖励办法是:颁布玺书嘉奖勉励;在原有的薪俸基础上增加俸禄;赏赐金钱若干;甚至拜爵至关内侯,使之得以享受政治名誉与经济利益 。如胶东相王成在“考绩”中被认为安抚了大量流民,“治有异等”,就得到了明诏褒奖,并提升其俸禄为“中二千石”,赐爵关内侯 。另外一位名臣黄霸,曾经因为有过失而被贬,以八百石的官秩再度出任颍川太守,任职八年,郡中大治。宣帝下诏称扬,并给予“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秩中二千石”的额外奖赏 。
按照常规,郡太守的俸禄高者为“二千石”(低者可至“八百石”),而王成、黄霸实际享受的“中二千石”俸禄与朝廷诸卿持平。他们的职务尽管没有升迁,但是政绩得到肯定,待遇得以改善,利益得到保障。这不仅对当事人有安抚或激励作用,而且可以给后来人树立榜样,结果是刺激了政风吏治的改善,这些循吏或良吏执法公平,恩威并施,其统治显得“合人心”,“所居民富,所去见(被)恩”,故而得到时人好评。 史称“是故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
• 为政宽简,惩治贪腐
宣帝兴于民间,知道百姓对官员贪腐切齿痛恨,所以他一当政,就主张要严明执法,惩治不法官吏和豪强。一些地位很高的、腐朽贪污的官员都相继被诛杀。大司农田延年在尊立宣帝时,作用非凡,“以决疑定策”被刘询封为阳城侯,但因修建昭帝平陵,趁雇佣牛车运沙之机,贪污账款3000万而被丞相议奏为“不道”罪。宣帝此时要求用自己的私钱——水衡钱来为昭帝修建平陵。几天后,使者来召田延年到廷尉处听罪。田延年自杀。
宣帝不仅以执法严明著称,还以为政宽简闻名。他在任用地方官时,除启用了一些精明能干的能吏去严厉镇压不法豪强外,还同时任用了一批循吏去治理地方,从而改变了吏治苛严和破坏的现象,大大缓和了社会矛盾,安定了政治局面。由于他有过牢狱之灾的经历,所以,对冤狱他深恶而痛绝之,提出要坚决废除苛法,平理冤狱。他亲政后不久,就亲自参加了一些案件的审理。为从制度上保证执法的严肃性和公正性,地节三年(前67年),还在朝廷增加了四名廷尉平一官,专掌刑狱的评审和复核,并设置了治御史以审核廷尉量刑轻重。地节四年(前66年),又下诏废除了首匿连坐法 ,并下令赦免因上书触犯他名讳的人 。五凤四年(前54年),他派24人到全国各地巡查,平理冤狱,检举滥用刑罚的官员。他还先后多次下令,大赦天下 。
• 实行汉家制度
汉元帝为太子时“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汉书》这段记载,为了解汉代后期治国方针的演变提供了很好的材料。
从汉武帝时开始确立的“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可以说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治国方式,宣帝一语道出了其中要诀。这一制度从宣帝以后,始终为后世所称颂和遵循。而且中国古代各皇朝的统治者都不同程度地借鉴“汉家制度”的经验教训,以强化其统治。
军事
• 降服匈奴
自马邑之谋(前133年)反击匈奴开始,汉朝历经袭破龙城、河南、高阙、定襄、河西等系列会战 ,终至漠北之战(前119年)击败匈奴 ,从此奠定汉强匈弱的格局。但匈奴并未臣服,相反经过十几年的恢复后,声势复振,与汉争斗竟败少胜多,汉武后期有赵破奴2万骑受降城之没、李广利3万骑天山被围牺牲六七、李陵5千步兵浚稽山败没,甚至最后李广利7万铁骑燕然山全军覆没,不过匈奴惨胜犹败,内部又有不和,双方实力对比也未转换。
宣帝即位第二年(本始二年,前72年),汉朝发铁骑16万余兵马,分五路攻打匈奴,这是两汉400年最大规模的一次对外骑兵出征。同时,派遣校尉常惠前往乌孙,节制乌孙骑兵5万余,与汉军东西并进,形成一个巨大的钳形攻势,夹击匈奴。匈奴畏惧汉军,惊惶西逃恰遇乌孙兵,一场激战大败而归,常惠因此封为长罗侯。
第二年(前71年)冬,匈奴再袭乌孙,遇大雪,生还者不及十分之一,再加乌孙、乌桓与丁令的乘势攻击,国人亡十分之三,畜亡十分之五,国力大为削弱。不久,汉军3千骑击匈,都能捕得几千匈人而还,匈奴亦不敢报复,而且更向往与汉和不是战了。
神爵二年(前60年),统治西域的日逐王先贤掸与新任单于握衍朐鞮素有矛盾,关系不睦,带着数万人投降汉朝 。日逐王被封为归德侯。甘露三年(前51年),呼韩邪单于亲往帝都长安,赞谒称臣做北藩,“匈奴款塞、单于来朝”成为宣帝朝的一大盛事。
单于朝礼完毕之后,汉朝派使者引导单于先行,住在长平。宣帝从甘泉宫到了池阳宫,登上长平山坡,诏令单于不要来拜谒,而左、右当户那些大臣都被允许列队参见,还有各蛮夷部落的首领王侯有几万人,都在渭桥下夹道排列,迎接宣帝。宣帝登上渭桥,人们都山呼万岁。
• 囊括西域
自张骞之后,七十余载汉匈相争,直至匈奴日逐王归降之际,宣帝神爵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0年,西域都护设立,西域广袤地域正式归汉朝管辖。本始二年大捷后常惠被派再返乌孙,赏赐其有功人员。因龟兹(西域一大国)曾杀汉屯田校尉赖丹,回国途中,常惠征调西域诸国5万人马,往攻龟兹,迫其国王谢罪并交出凶手姑翼,即斩杀之。
西域历来是汉匈的第二战场。西域本匈奴势力范围,匈奴置僮仆都尉驻扎在焉耆一带,管辖西域诸国。汉武帝通西域、败匈奴、伐大宛后,声威亦远震此地,汉使往来不绝,并屯田渠犁。汉匈遂在西域形成了拉锯战,你来我往,此消彼长,情形至为复杂。武帝后期,因击匈失利和诏罢轮台之戍,汉势有所减弱,昭帝时,霍光遣傅介子计斩楼兰王,汉朝对西域的影响又有所加强。到了宣帝初年,汉匈仍以天山为界,南为汉朝势力范围,北则为匈奴。
车师属于北道,为匈奴控制,对汉朝不敬。宣帝亲政的第一年(地节二年,前68年),即遣屯田渠犁的郑吉,发附近西域诸国兵1万余及屯田1500汉兵,往讨车师,击破降服之。匈奴派兵来战,郑吉领兵迎击,两军遭遇,匈奴竟害怕退去。后来,郑吉派遣300汉兵屯驻车师。
不久,南道的莎车王弟呼屠徵,杀了亲汉国王万年与汉使奚充国,自立为王,并煽动南道诸国,叛离汉朝,南道因此阻断不通 。当时郑吉还在北道,恰奉宣帝派遣冯奉世正出使大宛途中。冯奉世果断行动,征发西域诸国兵15000余,进攻莎车,打下了都城,平定了南道,并把惊惧自杀的呼屠徵首级,一路传送到长安。此乃宣帝元康元年(前65年)的事。冯奉世之后到了大宛国,国王对他尤其礼敬,因此还得到该国名马“象龙”,带回了长安 。
神爵二年(前60年),匈奴日逐王先贤掸带着数万人投降汉朝,宣帝特派郑吉,发渠犁、龟兹诸国兵5万,前往迎降,一直护送至京师长安,路上有逃亡者,即斩杀。郑吉破车师,降日逐王,声威大震西域,宣帝乃拜之为西域都护,封安远侯,兼护车师以西北道诸国。郑吉遂在西域中心,设置幕府,修筑乌垒城,距阳关2700余里,统领天山南北,汉朝号令得以正式颁行于辽阔西域 。
西域都护的设置,不仅是汉王朝,更是华夏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大事件。从此之后,汉匈相斗七十余年,东自车师、鄯善,西抵乌孙、大宛,西域诸国尽归汉朝版图,张骞之始,郑吉之终,汉武之愿,汉宣实现。
从此以后,天山南北广袤之土、雄阔之地,终属华夏之疆、中华之域。匈奴也更加衰弱,不敢再与汉争锋西域。
• 大破西羌
西陲之羌,盘踞青、陇,民风剽悍,勇猛好战,策应匈奴,扰我边疆。宣帝遣赵充国讨伐,两年完全平定,因置金城属国安置降羌,也就是西域都护设立的那一年。
武帝后期,聚居在现今青海省境内的羌族,经常向内地侵扰,攻城略地。匈奴也想联合羌人共同侵扰汉朝。面对这种形势,武帝曾提出要斩断匈奴右臂,指的正是这种联合,但派去的士兵也为羌人所败。这时,羌入又逐渐向湟水以北移动,找寻农民弃耕的地方去放牧。同时羌人各部落也有联合一致的趋向,郡县官吏也禁止不了。这时匈奴又想勾结羌人,以扩大对汉西部的侵扰。汉朝派往浩窖(今青海省大通河东岸)的军队,被羌人打败,损失甚众。
宣帝期间,光禄大夫义渠安国出使到了羌族,羌先零部落酋长向他表示要北渡湟水,到汉民不种田的地方畜牧 。义渠安国向朝廷报告这个情况。赵充国弹劾义渠安国奉使失职。从此以后,羌人依照以前的话,擅自渡过湟水,当地汉朝的郡县长官不能禁止 。元康三年(前63年),先零部落与各个羌族部落酋长二百多人“解仇交质”,订立盟约,打算共同侵扰汉朝地区 。宣帝知道了这事,问赵充国如何对策,赵充国指出,羌人为患,一是羌族原来各部落互相攻击,易于控制,但近几年来他们“解仇合约”,共同反汉;二是羌族与匈奴早就打算联合;三是羌族还可能“结联他种”,即与其他种族联合。所以他提出“宜及未然为之备”的建议 。过了一个多月,小月氏部落的羌侯狼何果派人到匈奴借兵,打算攻击鄯善、敦煌,以切断汉朝与西域的通道。赵充国估计事情不那么简单,需要深谋远虑。他向朝廷提出建议:一是加强军事上的边防;二是离间羌族各部落而侦探其预谋。
神爵元年(前61年)春,汉朝中央两府(丞相、御史)又推荐义渠安国出使诸羌,了解其动向。义渠安国不懂策略,一到羌部,就召集先零部落的头领三十多人,以他们都有逆而不顺之罪,全部斩首。调兵镇压先零之民,杀了一千多人。于是羌族各部及归义羌侯杨玉等都很震恐,离开其地,劫掠其他小族部落,犯汉边塞,攻城邑,杀长吏义渠安国以骑都尉身份带领三千骑兵守备羌人,被羌人所击,损失惨重。他领兵退到令居,向皇帝报告。
宣帝意欲起用赵充国平叛,但这时赵充国已七十多岁,宣帝就派遣御史大夫丙吉去问谁可以为将,赵充国很自信地回答:“没有超过老臣的人了。”宣帝又派人去问:“将军估计羌虏会怎么样,应当使用多少人?”赵充国答:“百闻不如一见。军事情况难以遥测,臣希望赶到金城,制定出作战方案后上奏。然而羌戎只是弱小的夷族,违反天意背叛国家,不久就会灭亡,希望陛下把这件事交给老臣,不要担忧。”宣帝笑着答应了。
于是,赵充国以古稀之龄督兵西陲。他领骑兵不满万人迅速出师,巧渡黄河,立稳阵脚,作好战斗准备。到达湟水岸边,羌人多次挑战,他坚守不出,只以威信招降罕、开羌,瓦解羌人各部落联合抗汉的计划,欲等羌人困顿之时再攻击。此时酒泉太守辛武贤上书请击罕、开羌,赵充国表示反对。百官商讨后都认同辛武贤,宣帝遂下书责备赵充国。赵充国再次上书详陈利害,建议先诛先零,被宣帝采纳。先零羌逃走,死亡被俘者众,罕羌前来归顺。
神爵元年(前61年)秋,宣帝赐书赵充国于十二月攻打先零羌。赵充国坚持上屯田奏疏,建议朝廷屯田湟中(今青海省湟水两岸)作为持久之计,提出亦兵亦农,就地筹粮的办法,可以“因田致谷”、“居民得并作田,不失农业”、“将士坐得必胜之道”、“大费既省,徭役预息”等“十二便”。赵充国的奏书每次上报,都要被交给公卿大臣讨论。刚开始赞同赵充国计策的人有十分之三,中期十分之五,最后达到十分之八。宣帝下诏质问先前说赵充国计策不好的人,他们都磕头认错。最终宣帝同时采纳了赵充国屯田与辛武贤、许延寿出击的建议。
神爵元年(前61年)冬,宣帝诏令强弩将军许延寿、破羌将军辛武贤、中郎将赵印出击西羌,斩首并降敌共八千余人;赵充国俘虏五千余。宣帝诏令撤军,只留下赵充国屯田。
神爵二年(前60年)夏五月,赵充国奏疏被许可,整顿军队而返回。同年秋天,羌人若零、离留、且种、皃库一同杀了先零羌的首领犹非、杨玉,同其他首领弟泽、阳雕、良皃、靡忘一起,率领煎巩、黄羝部落的四千多人投降了汉朝。汉朝遂设置金城属国来安置投降的羌人。西羌遂定。
经济
• 调整经策,整顿工商
汉昭宣时期,以“轮台诏令”为基本依据,认真总结了汉武帝时期推行经济政策的经验教训,大刀阔斧地进行调整政策,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汉武帝时期工商业官营政策暴露出诸多弊端,昭帝时期就引起了较大非议。在始元六年(前81年)召开的盐铁会议上,众臣对这些政策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导致了“罢郡国榷沽”的结果,但其他各项仍未罢除。宣帝亲政后,继续整顿这些政策,曾于地节四年(前66年)九月下诏:“吏或营私烦扰,不顾厥咎,朕甚闵(悯)之。盐,民之食,而贾咸贵,众庶重困,其减天下盐贾。”由此可见,工商官营政策在昭宣时期虽然仍在执行,但经过整顿,这些政策的一些弊端,如官吏徇私枉法,贪污腐败等问题,在一定时期内得到了有效抑制,这有利于百姓的“休养生息”。
• 抑制兼并,轻徭薄赋
针对“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无)立锥之地”的现象,为制止土地兼并,刘询即位后,先后三次诏令把“赀百万者”的豪强徙往平陵、杜陵等地,而后将其土地或充为公田,或配给无地、少地的贫民。还把国家苑囿或郡国的公田,借给少地或无地的贫民耕种,使他们尽可能地摆脱豪强的控制,重新变为国家的编户(假民公田)。 刘询继续奉行了昭帝时期的轻徭薄赋方针。
本始元年(前73年),宣帝即位不久,就免除了当年租税。后又对遭受旱灾、地震、病疾的地区,免除三年的租赋。地节三年(前67年),他下令降低一直很高的盐价,减轻老百姓过重的负担。五凤三年(前55年),他下令减少天下口钱。甘露二年(前52年),又下令减收全国百姓算赋钱,1算减30钱。甘露三年(前51年),又再次诏令免除当年田租。 在徭役方面,也尽量减省。当时,漕运所消耗的人力很多,仅从关东向京师运谷400万斛,每年就需用6万人的劳力。他采纳大司农中丞耿寿昌的建议后,在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等郡买粮,供给京师所用,一下就减省关东多半的漕卒。 在刘询的大力倡导下,各级官吏都将劝科农桑、发展生产作为首要政务。刘询还派农业专家蔡葵为“劝农使”,巡视全国,指导农业生产。在刘询统治后期,国内经济繁荣,农业连年丰收,谷价创造了汉代的最低价。
• 设立常平仓
五凤四年(前54年)正月,大司农中丞耿寿昌便在向宣帝奏请在边郡设立常平仓,以供给北部边防之需,减省转输漕运之费。
“常平”源于战国时李悝在魏所行的平籴,即政府于丰年购进粮食储存,以免谷贱伤农,歉年卖出所储粮食以稳定粮价。范蠡和《管子》也有类似的思想。汉武帝时,桑弘羊发展了上述思想,创立平准法,依仗政府掌握的大量钱帛物资,在京师贱收贵卖以平抑物价。
宣帝即位之前,往年漕运时,输谷四百万斛到京师需要动用关东漕卒六万人,耗费相当惊人。因此耿寿昌建议就近购买三辅及弘农、河东、上党、太原诸郡之谷,认为足以满足京师所需,且可将漕卒的员额减省一半;同时又奏请将海租(水产税)增加三倍。尽管早在神爵元年时,赵充国就已有趁低价在金城郡多籴谷蓄的建议,但时隔七年之后耿寿昌才将之奏请实施,并将试行的范围由金城一郡扩大到整个北边,这就足以说明,汉朝这些年来积蓄的谷物已经丰富到了足够支撑这个庞大计划的地步;而谷价的长期低迷,则说明实施这一计划的内外部条件到这时已经完全成熟。这两项条件的完备使得常平仓的设立具有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意义,一旦正式施行,成功的希望便有了相当的把握。虽然御史大夫萧望之以“阴阳之感,物类相应,万事尽然”为由,又认定耿寿昌之举实乃“费钱二万万余,有动众之功,恐生旱气,民被其灾”,因而极力反对,宣帝仍然一一照准 。
耿寿昌的改革方案很快收到成效,漕事因而畅达,他便又下令在边郡各地筑造谷仓,于谷价低时加价籴入、价高时则降价粜出,以平抑谷价,调剂各边郡的谷物供给,名曰“常平仓”。常平仓的设立,是以国家的财力为后盾、以改变市场供应量的手段来达到稳定谷价,调节市场的目的。这样既能减轻过低的谷价对中小农户的伤害,保护他们的切身利益,又使国家常年掌握着一定数量的粮食储备,能够维持边防的稳定。百姓得其便利,国家也得以安定,一举而两得。
宣帝时期设立的“常平仓”作为调节粮价,储粮备荒以供应官需民食而设置的粮仓,主要是运用价值规律来调剂粮食供应,充分发挥稳定粮食的市场价值的作用。在市场粮价低的时候,适当提高粮价进行大量收购,不仅使朝廷储藏粮食的大谷仓一太仓和甘泉仓都充满了粮食,而且边郡地方也,仓廪充盈。在市场粮价高的时候,适当降低价格进行出售。这一措施,既避免了“谷贱伤农”,又防止了“谷贵伤民”,对平抑粮食市场和巩固封建政权起到了积极作用,还对边疆的粮食储备产生有利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
文化
• 兴盛《谷梁》
宣帝帝继昭帝时期霍光主持召开盐铁会议之后,又在甘露三年(前51年),在石渠阁召开了盛大的儒家经学会议,讲论“五经”同异问题。
汉武帝时,尊崇《公羊》,诏令太子刘据学《公羊春秋》,从此《公羊》兴盛。而刘据通晓后,又喜欢《谷梁传》而私下学习它。宣帝即位,听说祖父喜欢《谷梁春秋》,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和侍中乐陵侯史高,都是鲁人,说谷梁子本是鲁学,公羊氏是齐学,应当兴学《谷梁》。
甘露三年(前51年),宣帝召《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在殿中大辩论,平均《公羊》、《谷梁》异同,各自用经论处是非。《公羊》多不被赞同。萧望之等十一人各自用经义核对,多赞同《谷梁》。宣帝亲自进行审定,于是设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 谷梁《春秋》博士。从此《谷梁》学大为兴盛。
这种现象只有在宽松的政治条件下才有可能,而且为加强思想的进一步统一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 颁行《史记》
太史公司马迁有一个女儿嫁给杨敞。司马迁死后,他的《史记》渐渐流传开来。杨敞与司马氏育有二子,大儿子杨忠,小儿子杨恽。杨恽最先看外祖父写的《太史公记》,对《春秋》也很熟悉,因为有才能得到人们的称赞。杨恽喜欢结交英俊杰出的儒生,名显朝廷,被提拔为左曹。霍氏谋反,杨恽先听说了,通过侍中金安上禀告皇帝,于是皇帝召见杨恽,让他禀报霍氏谋反的事。霍氏家族服罪被杀,杨恽等五人因为举告有功赐封爵位,杨恽被封为为平通侯,迁升中郎将。
杨恽看到此时朝政清明,开始陈述司马迁的著作,于是《史记》得以公开传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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