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大钦历史评价
林大钦对提倡道学可谓是不遗余力。不论是在讲学中，还是在与友人切磋探研中，他都竭力加以倡导、阐述，以至于使旧里儒生，不致惑于佛老。而且，他还对其母也竭诚地加以渲染，使其母“不焚香以徼福，不供养以幸报，平心易行，起化门内以及于众人。”这在迷信佛老之风盛行于全国的情况下，的确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林大钦生活的时代，正是王阳明心学开始盛行，并进而发展到足以与程朱理学分庭抗礼的时期，潮州各地不少名人显宦，诸如薛侃一家，杨骥兄弟，陈明德，陈思谦，以至功名显赫的翁万达等，都是阳明心学的崇拜者。王阳明便曾直言“海内同志之盛，莫有先于潮者”。林大钦与这群学人，多是至交，常与切磋心学心得，深受阳明学说影响，实际上，他上京赴考，已曾参加过王门学者40多人的聚会。后回潮讲学，讲的就是阳明心学。《华岩讲旨》就是他的讲稿，也是他心学研究的代表作。
在《华岩讲旨》一文中，林大钦论说的中心内容全在论心学道，这是心学的内核，是研习心学者首必弄清的问题。他明确指出：“诸贤进学，先须理会此心。”林大钦认为，“此心广大虚空，原无取舍爱恶”，“此心神秘无二，本自条理”。这显然与此前区别气性善恶，区别“本体无欲是非之心”与“世情之心”的主张（这种主张一如朱熹的区别“道心”与“人心”），已有原则上的区别。尽管文中还有“妄心”与“正心”的区别，但他将这个区别限定在“妄心即正心”的前提下，其区别也只是从体用动静上来说，正所谓心体原本“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心动则妄，不动何妄之有”？也就是说，妄心复于不动，也就无善恶，就是“正心”了。因此“心本无欲，以妄为欲；心本无妄，见欲则妄”，“见可欲而不乱，则性定矣”，“天下殊途同归，百虑一致”，“是以君子扩然大公，物来顺应”。
潮籍学者黄挺一再指出：林大钦的“《讲旨》论述是以阳明学说为依归的”；“《华岩讲旨》论心说道的言论，几乎都祖述阳明”，“连用语都从王阳明那里搬来”。在王阳明看来，人人都有良知，因而“致良知”的修持方法自然也应该是简易的。林大钦在《华岩讲旨》中在强调读书穷理的重要作用时，也强调了这一良知说：“诸贤须知吾道原从自心，实存自得”；“圣贤百言，异世同符”；“尧、舜、孔、颜之道，原是愚夫愚妇天然之心”。本着这个精神，他在给友人的信中一再强调修持简易说：“夫道之至迩至易，不得外求”，“良知故易，良能故简，易简天下之理得也”。“易简之性，本不落于想象”。对因主易简而出现的“不须读书”的误解，他在《讲旨》中给予反驳：“若谓读书为心累，则必不读书，便有必不读书心累”，“无心累者，安得书累”。
林大钦的论述，对阳明学说还是有所发挥的。特别是《讲旨》中说：“千古圣贤说学，真实平心，原从吾人各足之心。如尧曰执中，文曰缉熙，孔曰一贯，颜曰博约，曾曰至善，思曰明诚，孟曰性善，周曰无欲，程曰性定。”林大钦又分析说，这些学说，谁都听到了，谁也都能讲了，但如果“不察其义，不会于心”，就如同“暝目而辨五色，闭耳而审五音”，那么，即使是“师旷耳提，离娄面命”，也不能得到了。为此他强调说：“诸贤须知圣贤千言万旨，皆是形容吾心妙义，乃知至道真从心得，非由拟议。”然后逐—进行阐发“执中”，“缉熙”，“—贯”等，这一定程度上在构建他自己的心学道统，确有其独特见解，非唯阳明之马首是瞻。联系到他对薛侃《惠生八问录》的评断：“近蒙寄《惠生八问》，虽辨问周明，莫非实事，然觉毁誉之心未忘，而精察之功少慢，若顾形迹声色之末，非我廓然无情之体，势将治己约，而望人周矣。”其不完全囿于王学的倾向就更明显了。这一裁断是很不客气的，其精神与《华岩讲旨》有关”妄欲之心“的分析可谓一脉相承。
此后，由于与罗洪先（字达夫，号念庵，嘉靖八年状元，授修撰），王畿（字汝中，号龙溪），林春（字子仁，号东城）等信札往还密切而深受龙溪、泰州学派的影响，他的学术思想越来越突破了阳明学说的藩篱。他不但在给友人的书信中经常阐述他的新观点，而且似还有新的学术手稿问世，所谓“年因无事，遇兴辄书，遂尔满轴”：“欲献疑于兄（指王畿），以求反启于我”。同时，还修改了他的《华岩讲旨》。因“近有友人刻传，偶取一帙读之”，“觉旧日字义有未融处，故而略加删定”。综观林大钦的信札，他后期的学术思想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新的主张：
一、以“现成良知”论，否定了王阳明的“良知”说。林大钦在《与王汝中兄》信中说：“善恶同于幻化，思虑等于冥蒙，清净均于大道，灭绝齐于生发，故混于物而不垢，离于物而不净。”他认为“人心之真，万古不磨，原自廓然，非由圣传而有”；“不传而自明，不求而自至”。这就是说，“道”妙在“无为”，一切都不必去做，求其自然。
二、以“无思无虑”否定“读书明理”“致良知”的修持方法。林大钦主张本体即工夫。他认为，由于“道以无为为妙”，“非人力为之”，所以心学之道只在于让心纵横自在，无思无虑，即灭即生。在他看来，什么“致良知”，什么“读书明理”，都是不可为的，也是多余的，而且可以说是书读多了反而把人弄糊涂了。他在组诗《感兴》中，对这一思想更是抒发得淋漓尽致，诸如“所困在群书”，“开颜抑遗帙，茫然失所宜”，“神德本自然，岂为知识迷”，“斯理苟能明，何必读多书”等等否定“读书明理”的诗句，触目可见。
三、以“托志泉石，安命乐天”否定“立德、立功、立言”的道德观念。立德立功立言是中国封建时代土大夫公认的价值准则，被称为“三不朽”。林大钦撰写了《驳<左史书>》一文，对这“三不朽”给予无情鞭笞。他严肃指出，以此“三立”为不朽，让人们去“奔走功名，跷足富贵”，那是“诡异流遁，饰行动众”，使人丧失本性。为此，他极力主张“托志泉石，安命乐天。纵心容冶，逍遥自然”。与此同时，他一反“无欲”主张，提出了“今之所称无欲者，寡欲而已矣”的新的道德价值取向。当然，这种“寡欲”主张与否定“三不朽”似一致，又不一致。否定“三不朽”不是“无欲”了么？大概“托志泉石”也是一种欲罢。
林大钦学术思想上的变化，有他个人的社会经历的特殊原因。嘉靖赞赏他的文章，但嘉靖远非明君。他的政治主张得不到实施，朝政日非以至根本就不可收拾，“从此功名之心益消，任放之情转笃阳”。从积极人世到消极出世，从致良知到道妙无为，从读书明理到何必读书，这都是林大钦的必然归宿。而阳明心学的发展规律似也可从中悟到其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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