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从哲辽东边事

起因进谏边事之战的影响起因方从哲大拜以来,辽东缺饷,一如各镇。李成梁、李如松父子去任后,边防逐步败坏。建州女真在万历三十年开始,逐渐兴起,骚扰地方。李成梁再次镇…

起因

方从哲大拜以来,辽东缺饷,一如各镇。李成梁李如松父子去任后,边防逐步败坏。建州女真在万历三十年开始,逐渐兴起,骚扰地方。

李成梁再次镇辽后,于万历三十四年放弃早年自己修建的宽奠(今辽宁省宽甸)等堡,并开马市等,一度缓和了边事,但却为将来埋下了更大的后患。方从哲上任后,继续前任政策,信用李家将,听任辽军私兵化,以为守边之策。

然而万历四十三年,九十三岁的李成梁去世。此时辽军已经变成将领的封建私兵,“成梁诸战功率藉健儿。其后健儿李平胡、李宁、李兴、秦得倚、孙守廉辈皆富贵,拥专城,暮气难振。”军饷不足,加上将领吃空饷,军户们纷纷破产逃亡。辽军已经不堪一战。

一年后即万历四十四年,「奴儿哈赤(即努尔哈赤,下同)号后金国汗,建元天命。」奴儿哈赤的称帝,使明朝意识到辽东防卫的重要性,因此廷臣纷纷提出建言,并屡奏辽东急缺军饷。

方从哲亦疏请曰:「今缺饷至于数月,诸军饥不得食,寒不得衣。……宜速发内帑数十万,先尽该镇,次及九边,用以抒燃眉之忧。」并几次杜门以示态度坚决。

由于边镇的缺饷,群臣要求神宗发内帑的呼声越高,直至万历四十四年十月,神宗方对此作出回应,允诺发出太后积储银三十万两,其余军饷则交由户部会同兵部议借。

然而辽东局势瞬息万变,至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十三日,奴儿哈赤以“七大恨”告天,遂正式与明朝决裂。

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十五日凌晨,奴儿哈赤突袭抚顺,四月二十一日,奴儿哈赤佯退所部之军队,引诱明军深入后夹攻之。结果造成副总兵颇廷相(?~1618)、游击梁汝贵(?~1618)相继战死。七月二十二日,奴儿哈赤围攻清河,虽有游击邹储贤力战,最后清河仍失陷。

三个月之间,辽东边墙第一线的重要堡垒接连丢失,辽东的局势对明朝而言,将更为严峻。

进谏

此时,正为神宗“虚心接受,坚决不改”态度而头痛的方从哲,亦倍感边事日重,故曾经奏言:「军国重事,断非病夫绵力所能承担,兹者边报纷纭,日繁圣听,如臣寡昧,何能运一筹、决一策,以纾九重霄旰之忧。」希望能够去位让贤,并以补阁臣、补大僚、补言官、发帑金四事以请,然而奏疏均为神宗留中。

不过面对为难局势,神宗还是有所振作。毕竟此时形势已无法让他无为而治下去。

万历四十六年五月二十七日,由兵部召开的九卿科道会议后,杨镐成为辽东经略,其余大员也陆续诏用。包括「诏总督侍郎汪可受先出关,代李维翰驻辽阳,保定抚臣驻易州,御史陈王庭代杨一桂巡按辽东,以废将李如柏总辽镇兵,及征废将杜松屯山海关,刘綎、柴国柱等赴京听用。」25

不过主要佐理杨镐弭平奴儿哈赤的将领,分别为李如柏、杜松、马林、刘綎等四员。

兵力方面,虽然已接连损兵折将,但“主客兵丁,各四万有奇”,不久川陕强兵相继援辽,总兵力达到10多万(一说13万)。建州叛军方面,总兵力10万有余,战兵大约4万人。明军似乎占有一定优势。

虽然如此,但明军将领离心,上下解体;军饷欠发,兵多虚报;器械不修,情报外泻,可谓隐患重重。

举例而言:当时杨镐的计划,交众人先商议然后定,以至于邸报上竟白纸黑字写出“XX将率大兵XX万,从XX出师,往XX地方”,虽然在己方实力上或有所夸大,但是总体计划暴露无疑。以至于当时并不参与机密的徐光启(正遭讦,称病去职,屯耕于天津)也能看到,还写信给朋友称敌人必然将四路大军各个击破,“当之者必杜将军也”(4)。其他可知!叛军不用像有的书上记载那样由杨镐或李如柏小妾告知,就可以轻松得到情报,制定相应方略。

结果自不待言,万历四十七年二月九万大军兵出边墙,围攻赫图阿拉。之后双方爆发萨尔浒战役,明军被各个击破,88550余名出阵官兵损失46000余人。随征的朝鲜军全军覆灭。

至此,全国震动,方从哲的上书称“自有辽东警报以来,大小臣工无不骇愕,而民间尤甚。加以山海关,又有虏报,人心愈益恐怖,讹言四起,各思奔窜。官吏士民以及商贾,向寓京师者率多,携家避难而去,且迩来四方饥民就食来京者,不知几千万”。350万两白银的军费,也随着战斗的失败打了水漂。

其后,经过方从哲等人会推,楚党人士,东林在言路的死敌之一,曾任辽东巡按的熊廷弼出任辽东经略,局势逐步稳定。

边事之战的影响

方从哲在此次会战过程中,本来称病在家。他对于这次作战的影响,主要有二:

1、请发军饷。

万历四十六年四月方从哲奏请「速下章奏、发帑金。」至于应军饷的具体数量,万历四十六年五月,廷臣会议辽事时,「先议粮饷一百万两,太仓、太仆、工部合得五十万两,此外五十万两,不能不仰望于内帑。」为此,首辅方从哲曾奏请神宗:发内帑银五十万,共成百万,以充援兵之费。此但为一时防御计,未尝议及大举也。」故当时筹措军饷,以达银百万两为目标,尚勉强能充援兵之费。然而当时国库缺饷,黄克缵在〈与阁下方相公〉,信中曾云:「南都积贮无几,而户、兵二部借至三十五万,几于倒藏而出矣,南户部此时仅银二十三万余两,借出二十万,则旦夕之间,无银给军。」

而当时神宗暂发帑金十万应急,从哲认为神宗所发帑金十万之举,虽人心感激,然杯水车薪,希望再拨内库盈余,以应军需。然神宗随即传谕内阁以内库不足,予以拒绝。其后方从哲虽屡疏奏请发帑,甚至亲赴宫门求见神宗,仍然不得见。

2、催促进兵。

当时一线将领多认为准备不够充分。但是朝议时唯恐用兵过久,影响国家财政,希冀速战速决。而赵兴邦等人,又不知用兵之法,因此发红旗促战,且方从哲写信催促杨镐,于是双方大战提前展开。

这一点历来为人诟病,加上此后从哲力保兵科给事中赵兴邦,引发东林众人攻击。但是考虑到当时财政的困难(见上文1、请发军饷),这一点也是无可奈何的行为。

然而无论如何,辽东的失败方从哲作为当局宰相,不可能不负责,因此他一度引咎,但再次未获批准。此举遭到了更大规模的攻击。方从哲的声望,开始大大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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