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遁玄佛先驱
支道林是一位佛教徒。在魏晋时期,玄学盛行,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自然也影响到佛教。支道林虽出家为僧,但却颇具名士风采,擅长草隶,游山乐水,好吟诗文。别人送给他几匹马,他精心饲养,有人因此笑话他,他回答说:“我是爱它的神骏,随便养着罢了。”后来又有人送他两只鹤,他倍加爱惜,不久便对鹤说:“你本是冲天之物,怎能作耳目玩物呢?”于是将鹤放飞了。所有这些,都与当时玄学名士的行为吻合,所以当世名士也特别喜欢与他交往,尤其喜欢将他与玄谈名流相比较。孙绰曾著《道贤论》,将佛家七道人(支道林、法护、帛法祖、法乘、竺道潜、于法兰、于道邃)比为“竹林七贤”,认为之遁与向秀(七贤之一)都酷爱《庄》、《老》,二人虽不同时,但是文采、爱好相似。所以支道林身为名僧,实则名士,当时人评他是“身披袈裟的名士”。又说他“理趣符老庄,风神类谈客”。在此之前,玄学家不谈佛,甚至不与佛教徒交往,支道林开创了玄、佛结合的先河。哀帝准他回山时,一代名流前来为他送行,可见名士对支道林的倾慕。
玄谈名士对支道林的敬重,当然不仅因为他的名士风度,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和才华。支道林除了作诗写文之外,还写了很多重要的学术著作,如《即色游玄论》、《圣不辨知论》、《道行旨归》、《学道诫》、《大小品对比要妙》、《逍遥论》,等等。其著作今天虽然大部分已亡佚,但从仍存的部分文章及残篇看,支道林在佛学、老庄学方面确实有很高的造诣。
在佛学方面,支道林的主要成就在般若学。在东晋“六家七宗”的佛教般若学派中,他代表的即色宗。色宗的基本观点是“色不自有,虽色而空,故曰色即为空,色复异空”。他的即色义虽还表述得不够准确,但比起其他各宗,更接近般若空观。
支道林移居石城山后,研究般若学的同时,又很重视禅学。他所作《即色游玄论》,即以即色的观点阐释禅法,他认为世界皆“空”,同时又不否定“心神”,把禅法理解为无心而逍遥,或者说没有执着的境界,与汉代传入的安般禅法有所区别。
支道林对佛学的研究,使他成为当时的名僧;而影响更大的,则是他用般若学解释老庄,从而成为当世的名士。
支道林曾在白马寺与刘系之等谈《庄子·逍遥篇》,刘系等人认为“各适其性便是逍遥”,唯独支道林说:“不然,桀、跖以残害为性,如果适性就是逍遥的话,那么他们也算是逍遥了。”于是将自己的观点为《逍遥游》作注,群儒旧学,读后无人不称赞。在此之前,玄学大师郭象、向秀都曾注《庄子》,对于两家注,从没有人在郭、向注外有新的发挥,换句话说,两家注成了当时《庄子》研究不可超越的顶峰。支道林在二家注的基础上阐明了更深的含义,很多深层而不可得的道理,被他说清楚了,诸贤于是将他的解释奉为“支理”,从此谈《庄子》都采用“支理”。
支道林《庄子注》之所以“新”,就在于他将佛学引入庄学,用即色义解释《庄子》的逍遥义。玄学家郭象注《庄子·逍遥游》,是从明教与自然的角度看问题,认为万物都是有自己不可改变的性质。“仁义”是“人的本性”。自足其性,也就是要“各安其分,各足其性”,因而达到逍遥的境界。所谓“圣人”、“至人”,也就是得“性”而已。
支道林认为众生本性不同,只有“至入”,不仅能适天地自然之本性,而且没有执着,做到“通览群妙,凝神玄冥,灵虚响应,感通无方”,从而既“无待”又“无己”,这才是“逍遥”。
支道林以佛解《庄》表明,玄学本身到东晋已达到了他思想的极限,与佛学相结合,使它更好的发展。支道林在当时的巨大影响,他在中国思想史、佛教史上的重要地位,在此有所体现,他是玄、佛结合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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