畏敌避战指挥失当:丁汝昌真是宁死不降的悲剧英雄吗

丁汝昌这个人,在历史上留下许多争议,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人物。前几年,学术界对于此人一直都是持肯定态度的,认为他是一个精忠报国的民族英雄。近几年则开始出现了一些反…

丁汝昌这个人,在历史上留下许多争议,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人物。前几年,学术界对于此人一直都是持肯定态度的,认为他是一个精忠报国的民族英雄。近几年则开始出现了一些反对的声音

畏敌避战指挥失当:丁汝昌真是宁死不降的悲剧英雄吗

1、丁汝昌本是太平军的叛徒,并依此而升官发迹:

丁汝昌于1853年参加太平军,驻安庆,1861年随程学启叛反。先入湘军,后入淮军,七年时间,不是平逆便是剿捻,从马队哨官至千总、参将、副将至授总兵,加提督衔,赐协勇巴图鲁勇号。后因朝廷“裁兵节饷”,被置于“闲散”之列,因故逃到巢县僻居数年。1879年,面谒李鸿章,留北洋水师差遣。1880年,去英国购置超勇、杨威两艘快船。1883年,授天津镇总兵,赏黄袍马褂。1888年,授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的这些发迹史,一般教科书、论著和辞典均只字不提,使人们对丁汝昌无法有一个完整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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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外行领导内行执掌海军,埋下了甲午战败的祸根:

丁汝昌之所以担任北洋水师提督,完全是李鸿章想将北洋舰队据为已有,推行“任人唯亲”路线的结果。丁虽有陆战经验,但对海战却茫然无知,这种以外行领导内行的做法,首先就铸下了大错。然而,一些学者却为其开脱罪责,认为这是“因军官多福州船政学堂出身的闽籍人,他以淮军陆将孤寄其上,威令难行,操练松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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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的严重性还不在这里,如果他努力学习,加强对士兵的操练,仅仅缺少治理海军的经验和才干,还是可以弥补的,可惜的是他还缺少作为将帅的“德”:

一是生活腐败。史载:丁汝昌“性情浮华,毫无韬略,虽为海军统帅,而平日宿娼聚赌,并不在营中居住……”;

二是不善处理与下级军官的关系。当时,“左右翼总兵林泰曾、刘步蟾,轻其为人,不服调度”;

三是放松对部队的管理和操练,军纪松弛。“军士去船以嬉,”“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

四是不关心军舰设备的保养和维修。甚至以“大批军舰定期运送旅客”,从事商业运输,影响训练,削弱战力;

五是弄虚作假,哄骗上级。李鸿章按例检阅时,所有船舰和大炮都被“粉饰油漆得焕然一新”,可谓“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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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畏敌避战情绪和指挥失当,是甲午战败的直接罪魁:

1894年7月22日李鸿章电令丁汝昌为支援叶志超的运兵船护航。据后来计算,当时出海可以及时赶上在丰岛与日舰力战的广乙号等运兵舰船。但丁汝昌胆怯畏敌,回电道:“牙山在汉江内口,无可游巡。大队到彼,倭必开仗……。”实际牙山在牙山湾东端,并非丁汝昌所说汉江内口。丁对牙山的方向尚不清楚,舰船航行到牙山的航时计算不清,因而使运兵等舰遭到日舰优势力量的袭击。损失了广乙号等几艘船只,700余人全部殉难。光绪帝对其行为十分不满,特意在8月3日下召李鸿章,察看丁汝昌“有无畏葸纵寇情事。”

8月中旬李鸿章又多次电示丁汝昌“汝当振刷精神,训励将士,放胆出力”,并责令“此正海军将士拚命出头之日,务即跟踪(日舰),尽力剿洗,肃清洋面为要,不可偷懒畏葸干咎。”可见当时李鸿章并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只会极力保船,不求战机。他看到了中日战争的关键所在——制海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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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9月17日,黄海海战爆发,这是一场遭遇战,也就不存在李鸿章对他种种约束的说法。由于丁汝昌没有排列出有利的阵法,发挥我舰巨大、舰炮口径大的优势。加之丁汝昌从未大规模进行这方面的战术编队操练,一开始就指挥混乱,且与其他官员意见分歧,只好在慌忙中以夹缝雁行阵法去迎击日舰的单纵阵。使北洋的优势不仅未能得以充分发挥,反而处处受到制约,各舰只能独自为战。此外,丁汝昌还没有把致远、经远、靖远、来远这四艘高速舰只另外编组,形成单独的游击支队。而是与其他舰船混在一起,不能充分发挥出巡洋舰的机动灵活攻击作用。种种失职和失误,使得北洋水师在此战中损失5艘战舰,已不能独立成军。但被日军畏怕甚过虎豹的定远、镇远两铁甲舰尚存。如果重整旗鼓,抓住战机,仍有可能挽回战局。可是丁汝昌再不敢出洋巡逻作战,只把舰只龟伏在港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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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末,光绪又一次谕令李鸿章派海军出击。10月中旬,李鸿章多次电令丁汝昌率定、镇等“出巡威湾旅一带”并质问丁汝昌:“现船全数伏匿,将欲何为?”

10月17日至27日,日军开始从辽东半岛花园口登陆,并进逼金州,旅顺。丁汝昌不听李鸿章提出率舰往旅顺湾游弋,袭击日军运兵船的电令,而是率舰在威海卫与旅顺来回游弋。以至给前方造成极大压力。

11月12日,日军进攻旅顺,丁汝昌奉命率6舰“赴旅顺口探巡”,但他只是把战舰停在旅顺口外观望了9个多钟头,对守备将士未作出任何援助就弃旅顺而去,结果旅顺很快失守。11月16日朝廷震怒,下谕革去丁汝昌职务,还欲逮到京城问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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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1月22日,日军开始了围歼北洋水师的第一步,在山东登陆,攻克荣成,此时威海卫军港中的战舰已开始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在1月23日,李鸿章电令丁汝昌“若水师至力不能支时,不如出海拼战,即战不胜,或能留铁舰等退位烟台。”但丁汝昌不愿与封锁洋面的日舰正面交锋,却以“至海军如败,万无退烟之理,惟有船没人尽而已,旨屡催出口决战,惟出则陆军将士心寒,大局更难设想”加以推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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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7日,李鸿章再次电令丁汝昌“带船乘黑夜冲出,向南往吴淞……”但丁汝昌还是不听指挥,只等待陆军救援。当威海卫炮台被日军占领后,北洋水师就成了日军的瓮中之鳖,丁汝昌见事无转机,乃与马裕禄面商,向日军发出“和谈”函告。从而使中国多年惨淡经营起的第一支当时尚属世界前列的舰队全军覆灭。

4、在北洋覆没之际,丁汝昌是先投降后自尽。

以往将丁汝昌戴上“爱国将领”和“历代名将”的桂冠,还依据这么两个“事实”:

其一,当北洋舰队处于危急时,舰上的英美军官策动部下“胁迫丁汝昌投降”,遭丁汝昌“严词拒绝”;

其二,丁汝昌见大势已去后,“为保存民族气节”,便只好“自杀殉国”,其部下与英美军官“假了提督之名作降书”,把北洋水师拱手交给了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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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历史真相却并非如此。实际上,丁汝昌死于北洋水师投降之后。其投降书不是“假了提督之名作降书”,而是出于丁汝昌亲裁。且服毒时间也不是投降前夕(18日晚),而是在他发出第2封投降书之后(19日黎明前)。

丁汝昌是在收到伊东同意投降的回书后,再次作书,要求宽限投降日期,在派“广丙”管驾程譬光送降书启程后,才服药自尽。这里根本不存在什么“严词拒降”之类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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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于当时丁汝昌正被朝廷“革职留任”,现在又与日军商谈投降,自知罪责重大,只能以死卸责,以免家族遭到株连。所以,根本谈不上以死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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