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3年春天，李鸿章率领淮军携手常胜军以上海为根据地向西进攻太仓、昆山，随后，又调转马头，向北攻克江阴、无锡等城池，从太平军手中夺得这几个地方以后,李鸿章把最后的目标投向了西边的江南重城苏州

电影《投名状》剧照

苏州乃江南重镇，属清时是江苏省城，太平军将其纳入囊中后，为太平天国苏福省省会，忠王李秀成在此精心经营多年。从某种意义上讲，苏州如同太平天国小天京，李鸿章能否顺利拿下此城，不仅关系他当下的功勋，更深刻影响他日后的仕途前程。

当时，镇守苏州城的太平军主将乃慕王谭绍光，此人是忠王李秀成的嫡系，亦是一员誓死猛将。在主将谭绍光之下，苏州城中还有纳王郜永宽、康王汪安钧、宁王周文佳、比王伍贵文这四王，另外就是张大洲、汪花班、汪有为、范启发这四大天将。

五王四天将领率二十万兵马共守一城，李鸿章虽志在必得，但在太平军的顽强抵抗下，淮军还是陷入了困境，屡次攻城，屡次铩羽而归。

严格意义上，李鸿章率淮军征战打的是精兵战术，他手下的淮军统共不过几万人，如果在苏州城下与太平军陷入拉锯血战，即便有城破之日，淮军势必也会付出惨重代价。

攻一城而巨损，这显然不符合李鸿章的长期发展。

因此，善耍手段的李鸿章决定智取。

在当时，这是有可能的，纵横有道的话也是可行的。

原因有二。

一来，苏州城五王四天将，王太多，有间隙。在李鸿章看来，苏州城中有这么多的王，此城必不牢靠。事实的确如李鸿章所料的那样，主将谭绍光之外，四王四天将控制着苏州城内四分之三的兵马和六个城门中的四个，一山尚难容二虎，何况这么多王，所以这四王四天将与主将有不和、有矛盾也就是常理之中的事了，加之情急势危，人心异动，这苏州城中的间隙就更大了。

尤其是居四王四天将之首的郜永宽，据城中的细作回报李鸿章，苏州被围，此人有献城降清另赚前程的隐隐之心。

从左至右：程学启、刘典、韩进春， 1862年于上海/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

二来，淮军中有人有路子，钻这间隙不难。淮军攻城主将之一程学启乃降将，他手下的副将郑国魁与郜永宽等人原本就是老熟人。有这老熟人的关系垫底，跟城中有降意的四王四天将挂上钩自然也就不难了。

打定这个主意后，李鸿章率先向苏州城中的大鱼抛出了一切好商量的诱饵，郜永宽得信后反应很积极，11月28日，他便派康王汪安钧秘密潜入了淮军大营，与程学启、戈登见面，商议投降事宜。

经过这一轮的秘密磋商，几天后，郜永宽在苏州城外阳澄湖亲自与程学启、戈登见面，商议具体降约。起初，李鸿章一方的要价很高，他们要求郜永宽必须斩杀正在城中的李秀成，其次才是取谭绍光首级以及献城投降。

郜永宽没有答应斩杀李秀成这一条。可能是因为李秀成在军中的威望太高，杀他有动摇军心之险；也可能是杀李秀成的难度太大，妄动有事败之危。

不管怎么说，在这一点上，以郜永宽为首的四王四天将还算理智。李秀成这人的确够警觉、够机敏，就在郜永宽异心刚露头的时候，他就嗅到了苏州城中的危险味道，之后便连夜抄小路撤离了苏州。

这同样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明智之举。

经过讨价还价，敌对双方最终达成降约。双方约定，郜永宽先取谭绍光首级再献城降清，而程学启、戈登承诺保证郜永宽及其部下性命，并给副将以上官职，郜永宽本人则赏赐二品武官，由戈登作保。

查理·乔治·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

如此达成城下降约，也是晚清历史中的一道奇景，因为这其中有个特别之处，四王四天将不信淮军，只信洋人戈登。在郜永宽等人看来，李鸿章老奸巨猾，不可信，洋人戈登有信誉，清廷一向怕洋人，因此他们断定李鸿章没有毁洋人信誉的胆魄。

这实在是一叶遮了秋。

郜永宽等人忽略了致命的一点，又或者说他们根本就没看透过天朝的庙堂。在李鸿章为代表的朝堂人物那里，势总是大于理，大于信的，因此，抉择时从来都是“只讲势，不讲理，更不讲信。”

从这个角度讲，郜永宽等四王四天将即将面临的陷阱其实很典型，遇到该何去何从的时候，很多人想的是自己的道理，指望的是别人的信誉，殊不知，这些有时候根本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势。

只要身处对己不利的势中，只要不及时去掉这个不利的势，即便自己再有理，别人再有信誉，你所想的最终也只能是妄想。

就说郜永宽这四王四天将吧，他们对己不利的势是什么？他们的名头、心态以及他们身后的那十几万人马。若真是聪明人，在谈降约时，他们就应该主动砍掉自己的“手脚”，表面上这是自绝后路，实际上是唯一有风险的活路。

总之，他们讲了可讲的道理，靠了可靠的信誉，最终却忘了最关键的“去势”。

说得再直白点，在这种局面下，即便你真心为羊，但看着像狼，对手一定有杀心，非得把自己变成待宰的羊，方有可能获得一线生机。

再说戈登，从一开始这洋人就是李鸿章利用的一件信誉工具，如果你认为李鸿章害怕由此带来的麻烦，那说明你又忽略了一个很隐晦的现实——在天朝，抹杀一个人所谓的信誉那就太容易了，根本不需要多高的权谋，雕虫小技即可。

降却没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去势”智慧，加之又太相信信誉的力量，郜永宽八人的悲剧说到底就在此。

但又不得不承认，人的理智很多时候都是在身后的，身前往往都会认为自己能侥幸而成。

郜永宽八人即是这样。

慕王谭绍光（徐洪浩饰），图自 cctv历史剧《太平天国》

降约谈定后，12月4日，郜永宽八人兑现了承诺，他们乘在慕王府议事的机会干掉了谭绍光，并割下了谭的首级。

第二日，郜永宽将谭绍光首级送达程学启处，并大开城门迎淮军入城。

由此，李鸿章兵不血刃拿下苏州城。

然而，紧接着兵不血刃而来的却是一场血腥的屠杀。

据记载，正当这八降将来到李鸿章营中，满心欢喜地准备接受红顶子的时候，埋伏在帐中的刀斧手随即杀出，片刻功夫，八降将人头落地。

与此同时，苏州城内亦大开杀戒，凡南京以上口音者不分良莠，尽杀！

在小民看来，这是背信弃义的屠杀，但在李鸿章看来，这是在“去势”。

洋人戈登哪里懂得这其中的玄机，听闻李鸿章杀降后，因自持有理，他是提着洋枪四处找寻李鸿章，扬言要杀了这个背信弃义的“混蛋”。

但李鸿章怎么可能让他找到，事先早就做好了回避安排。

但仗着所谓的道理和正义，洋人戈登没有善罢甘休，久寻不得后，他愤怒地给李鸿章下了一个最后通牒。在通牒中，洋人戈登要求李鸿章立即下台，不然他就率常胜军进攻淮军，并将所攻占的城池再交还给太平军。

如此率常胜军返回昆山后，这家伙还在使劲，他又给英国驻华公使布鲁斯写了一封信，要求英国政府出面干预，以迫使李鸿章下台。

在上海的外国领事馆和外国侨民也纷纷站在了他这一边，他们签署了一项严厉谴责李鸿章的决议。在这份决议中，不懂天朝的洋人们指责李鸿章杀降是对人性的彻底背叛，他们警告说，此事很可能使列强从此不会再帮助清廷，并可能撤回帮清军打仗的洋兵洋将。

形势的发展似乎对李鸿章很不利。

果真如此吗？

李鸿章的答案是，此事，只要深懂天朝玄机地狡辩一番即可。一切看上去很坏，其实很美。

因此，李鸿章在同治二年十一月初三日，给朝廷上了份《骈诛八降酋片》，在这份狡辩艺术很高超的奏折中，李鸿章一谈八降酋，二谈洋人戈登。

谈诛杀八降酋，李鸿章是只讲势，不讲理。上来，他就告诉朝廷，八降酋实有二十万人马，这八人歃血为盟，誓同生死，献城后占据苏州四门，于街巷各口堆石置卡，呈现出来的几乎就是树敌之势。

这还不算，这八人还招进苏州城外的贼党，坚持要求准立二十营，并要求总兵副将官职，而且还要指明何省何任。

这哪里是降，分明是挟众要挟。

如此造势后，李鸿章更进一步，还是只讲势。他提醒朝廷，古往今来，养虎为患的事多不胜举，这八人本就是罪不可赦之人，与其让此等罪酋拥众盘踞，不如立端当机，诛杀以绝后患。

这一路把险势讲下来，什么才是硬道理？

唯有一个杀字。

如此将杀降一事狡辩完，李鸿章紧跟着就把矛头对准了洋人戈登。对八降酋，李鸿章是只讲势，不讲理。对戈登，李鸿章不玩这个了，那他又是如何狡辩的呢？

混淆黑白，可劲地朝洋人戈登身上泼脏水。

李鸿章告诉朝廷，洋人戈登之所以反对杀降，哪里是因为什么正义、荣誉，一切只因为先将常胜军调回了昆山，未让其攻入苏州，戈登此举就是心怀不满，在故意找茬，闹事。

完了，李鸿章顺势开始朝戈登的人品上泼脏水，他告诉朝廷，洋人性情反复，贪得无厌，稍有功劳便蛮横索要重赏，一不满意就挑起事端，制造纷争。

言下之意，这种人所谓的正义、信誉根本不值一提。

换是其他的国度，这样的狡辩未必能过关，但在天朝，这样的狡辩必能赢得朝堂共鸣。

还是那句话，势大于理。

瞧瞧当时朝堂上的反应就知道了。

经李鸿章这一番狡辩后，清廷很认可，原话是“李鸿章所办并无不合，甚为允协。”

就连一向以理学圣人自诩的曾国藩也对李鸿章竖起了大拇指，他说“此间近事，惟李少荃在苏州杀降八人最快人意，殊为眼明手辣。”

到这里，该说说聊这段残酷历史的现实意义究竟在哪里了？

在咱们这里，势大于理是一种残酷，一种很多时候容易忽略掉的残酷。

明白这种残酷对咱们有好处——

人生面临抉择时，懂得这个，你才能懂得势弱的必要，心狠手辣的必要。同治二年（1863年）春天，李鸿章率淮军与戈登的常胜军齐头并进，相继攻下了常熟、太仓、昆山等人，江南大有被李鸿章横扫之势。

挟此威势，1863年11月下旬，李鸿章兵临苏州城下。

电影《投名状》剧照

苏州乃江南重镇，属清时是江苏省城，太平军将其纳入囊中后，为太平天国苏福省省会，忠王李秀成在此精心经营多年。从某种意义上讲，苏州如同太平天国小天京，李鸿章能否顺利拿下此城，不仅关系他当下的功勋，更深刻影响他日后的仕途前程。

当时，镇守苏州城的太平军主将乃慕王谭绍光，此人是忠王李秀成的嫡系，亦是一员誓死猛将。在主将谭绍光之下，苏州城中还有纳王郜永宽、康王汪安钧、宁王周文佳、比王伍贵文这四王，另外就是张大洲、汪花班、汪有为、范启发这四大天将。

五王四天将领率二十万兵马共守一城，李鸿章虽志在必得，但在太平军的顽强抵抗下，淮军还是陷入了困境，屡次攻城，屡次铩羽而归。

严格意义上，李鸿章率淮军征战打的是精兵战术，他手下的淮军统共不过几万人，如果在苏州城下与太平军陷入拉锯血战，即便有城破之日，淮军势必也会付出惨重代价。

攻一城而巨损，这显然不符合李鸿章的长期发展。

因此，善耍手段的李鸿章决定智取。

在当时，这是有可能的，纵横有道的话也是可行的。

原因有二。

一来，苏州城五王四天将，王太多，有间隙。在李鸿章看来，苏州城中有这么多的王，此城必不牢靠。事实的确如李鸿章所料的那样，主将谭绍光之外，四王四天将控制着苏州城内四分之三的兵马和六个城门中的四个，一山尚难容二虎，何况这么多王，所以这四王四天将与主将有不和、有矛盾也就是常理之中的事了，加之情急势危，人心异动，这苏州城中的间隙就更大了。

尤其是居四王四天将之首的郜永宽，据城中的细作回报李鸿章，苏州被围，此人有献城降清另赚前程的隐隐之心。

从左至右：程学启、刘典、韩进春， 1862年于上海/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

二来，淮军中有人有路子，钻这间隙不难。淮军攻城主将之一程学启乃降将，他手下的副将郑国魁与郜永宽等人原本就是老熟人。有这老熟人的关系垫底，跟城中有降意的四王四天将挂上钩自然也就不难了。

打定这个主意后，李鸿章率先向苏州城中的大鱼抛出了一切好商量的诱饵，郜永宽得信后反应很积极，11月28日，他便派康王汪安钧秘密潜入了淮军大营，与程学启、戈登见面，商议投降事宜。

经过这一轮的秘密磋商，几天后，郜永宽在苏州城外阳澄湖亲自与程学启、戈登见面，商议具体降约。起初，李鸿章一方的要价很高，他们要求郜永宽必须斩杀正在城中的李秀成，其次才是取谭绍光首级以及献城投降。

郜永宽没有答应斩杀李秀成这一条。可能是因为李秀成在军中的威望太高，杀他有动摇军心之险；也可能是杀李秀成的难度太大，妄动有事败之危。

不管怎么说，在这一点上，以郜永宽为首的四王四天将还算理智。李秀成这人的确够警觉、够机敏，就在郜永宽异心刚露头的时候，他就嗅到了苏州城中的危险味道，之后便连夜抄小路撤离了苏州。

这同样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明智之举。

经过讨价还价，敌对双方最终达成降约。双方约定，郜永宽先取谭绍光首级再献城降清，而程学启、戈登承诺保证郜永宽及其部下性命，并给副将以上官职，郜永宽本人则赏赐二品武官，由戈登作保。

查理·乔治·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

如此达成城下降约，也是晚清历史中的一道奇景，因为这其中有个特别之处，四王四天将不信淮军，只信洋人戈登。在郜永宽等人看来，李鸿章老奸巨猾，不可信，洋人戈登有信誉，清廷一向怕洋人，因此他们断定李鸿章没有毁洋人信誉的胆魄。

这实在是一叶遮了秋。

郜永宽等人忽略了致命的一点，又或者说他们根本就没看透过天朝的庙堂。在李鸿章为代表的朝堂人物那里，势总是大于理，大于信的，因此，抉择时从来都是“只讲势，不讲理，更不讲信。”

从这个角度讲，郜永宽等四王四天将即将面临的陷阱其实很典型，遇到该何去何从的时候，很多人想的是自己的道理，指望的是别人的信誉，殊不知，这些有时候根本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势。

只要身处对己不利的势中，只要不及时去掉这个不利的势，即便自己再有理，别人再有信誉，你所想的最终也只能是妄想。

就说郜永宽这四王四天将吧，他们对己不利的势是什么？他们的名头、心态以及他们身后的那十几万人马。若真是聪明人，在谈降约时，他们就应该主动砍掉自己的“手脚”，表面上这是自绝后路，实际上是唯一有风险的活路。

总之，他们讲了可讲的道理，靠了可靠的信誉，最终却忘了最关键的“去势”。

说得再直白点，在这种局面下，即便你真心为羊，但看着像狼，对手一定有杀心，非得把自己变成待宰的羊，方有可能获得一线生机。

再说戈登，从一开始这洋人就是李鸿章利用的一件信誉工具，如果你认为李鸿章害怕由此带来的麻烦，那说明你又忽略了一个很隐晦的现实——在天朝，抹杀一个人所谓的信誉那就太容易了，根本不需要多高的权谋，雕虫小技即可。

降却没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去势”智慧，加之又太相信信誉的力量，郜永宽八人的悲剧说到底就在此。

但又不得不承认，人的理智很多时候都是在身后的，身前往往都会认为自己能侥幸而成。

郜永宽八人即是这样。

慕王谭绍光（徐洪浩饰），图自 cctv历史剧《太平天国》

降约谈定后，12月4日，郜永宽八人兑现了承诺，他们乘在慕王府议事的机会干掉了谭绍光，并割下了谭的首级。

第二日，郜永宽将谭绍光首级送达程学启处，并大开城门迎淮军入城。

由此，李鸿章兵不血刃拿下苏州城。

然而，紧接着兵不血刃而来的却是一场血腥的屠杀。

据记载，正当这八降将来到李鸿章营中，满心欢喜地准备接受红顶子的时候，埋伏在帐中的刀斧手随即杀出，片刻功夫，八降将人头落地。

与此同时，苏州城内亦大开杀戒，凡南京以上口音者不分良莠，尽杀！

在小民看来，这是背信弃义的屠杀，但在李鸿章看来，这是在“去势”。

洋人戈登哪里懂得这其中的玄机，听闻李鸿章杀降后，因自持有理，他是提着洋枪四处找寻李鸿章，扬言要杀了这个背信弃义的“混蛋”。

但李鸿章怎么可能让他找到，事先早就做好了回避安排。

但仗着所谓的道理和正义，洋人戈登没有善罢甘休，久寻不得后，他愤怒地给李鸿章下了一个最后通牒。在通牒中，洋人戈登要求李鸿章立即下台，不然他就率常胜军进攻淮军，并将所攻占的城池再交还给太平军。

如此率常胜军返回昆山后，这家伙还在使劲，他又给英国驻华公使布鲁斯写了一封信，要求英国政府出面干预，以迫使李鸿章下台。

在上海的外国领事馆和外国侨民也纷纷站在了他这一边，他们签署了一项严厉谴责李鸿章的决议。在这份决议中，不懂天朝的洋人们指责李鸿章杀降是对人性的彻底背叛，他们警告说，此事很可能使列强从此不会再帮助清廷，并可能撤回帮清军打仗的洋兵洋将。

形势的发展似乎对李鸿章很不利。

果真如此吗？

李鸿章的答案是，此事，只要深懂天朝玄机地狡辩一番即可。一切看上去很坏，其实很美。

因此，李鸿章在同治二年十一月初三日，给朝廷上了份《骈诛八降酋片》，在这份狡辩艺术很高超的奏折中，李鸿章一谈八降酋，二谈洋人戈登。

谈诛杀八降酋，李鸿章是只讲势，不讲理。上来，他就告诉朝廷，八降酋实有二十万人马，这八人歃血为盟，誓同生死，献城后占据苏州四门，于街巷各口堆石置卡，呈现出来的几乎就是树敌之势。

这还不算，这八人还招进苏州城外的贼党，坚持要求准立二十营，并要求总兵副将官职，而且还要指明何省何任。

这哪里是降，分明是挟众要挟。

如此造势后，李鸿章更进一步，还是只讲势。他提醒朝廷，古往今来，养虎为患的事多不胜举，这八人本就是罪不可赦之人，与其让此等罪酋拥众盘踞，不如立端当机，诛杀以绝后患。

这一路把险势讲下来，什么才是硬道理？

唯有一个杀字。

如此将杀降一事狡辩完，李鸿章紧跟着就把矛头对准了洋人戈登。对八降酋，李鸿章是只讲势，不讲理。对戈登，李鸿章不玩这个了，那他又是如何狡辩的呢？

混淆黑白，可劲地朝洋人戈登身上泼脏水。

李鸿章告诉朝廷，洋人戈登之所以反对杀降，哪里是因为什么正义、荣誉，一切只因为先将常胜军调回了昆山，未让其攻入苏州，戈登此举就是心怀不满，在故意找茬，闹事。

完了，李鸿章顺势开始朝戈登的人品上泼脏水，他告诉朝廷，洋人性情反复，贪得无厌，稍有功劳便蛮横索要重赏，一不满意就挑起事端，制造纷争。

言下之意，这种人所谓的正义、信誉根本不值一提。

换是其他的国度，这样的狡辩未必能过关，但在天朝，这样的狡辩必能赢得朝堂共鸣。

还是那句话，势大于理。

瞧瞧当时朝堂上的反应就知道了。

经李鸿章这一番狡辩后，清廷很认可，原话是“李鸿章所办并无不合，甚为允协。”

就连一向以理学圣人自诩的曾国藩也对李鸿章竖起了大拇指，他说“此间近事，惟李少荃在苏州杀降八人最快人意，殊为眼明手辣。”

到这里，该说说聊这段残酷历史的现实意义究竟在哪里了？

在咱们这里，势大于理是一种残酷，一种很多时候容易忽略掉的残酷。

明白这种残酷对咱们有好处——

人生面临抉择时，懂得这个，你才能懂得势弱的必要，心狠手辣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