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思想

• 认识论

倭仁在认识论上主张“ 理在心中”的先验论。《为学大指》说：“盖人心虚灵，天理具足，仁、义、礼、智皆吾所固有”。但心中之理不会自明，因为有“物蔽”，人们为“利禄之趋，习俗之徇，泪没沉沦，而为人之理遂失”。因此，需要“致知”，认识天理。这对任何人都一样，圣人也不例外，世上人人都应当学习。倭仁认为认识天理即是认识己性、人性和物性，并把它们区分为两个阶段：

①“尽己性”，即认识自己的天性，按天理去约束自己的言行。要做到这点，必须克服私念。因为“念虑萌动之初，为善恶分途之始”，不去掉私念就不懂得自己的善性。去念的办法是“端庄静一”、“涵养本原”、“察几慎动”、“克己复礼”等，只有这种内心修养，才使天理不受物蔽而清明昭著。

②“尽人性、尽物性”，即认识人们之间和物之中隐藏的天理 。穷尽物理要从一物上穷理开始，“稽之圣贤，讲之师友，察之事物，验之身心，以究析其精微之极至”。更重要的是用“类推”的办法，认为类推可认识到大至“天地之运，古今之变”，小至“一息之顷，一尘之微”的万物都是一“理”类推还能认识到“物我一理”，自一身，以至一家，至于万物，都有君臣、朋友的关系，都是一个天理。这两个阶段，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他认为尽己性才能尽物性，否则就不能为“天地立心，万物立命”。物性是己性的类推。他指出那种从万物中寻找离开己性的“闻识”“晓会”是对穷理的曲解。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尽己性必尽物性，要推己及人，推己及物，应把尽物性看成是自己份内的事。他指出，因“物我异体”而只修己性，不及人和物，是不懂己性的真正含义。倭仁在社会问题上主张“帝王心治天下”的唯心史观认为社会的治乱、兴衰决定于朝廷的政治和用人，政治和用人又受帝王的心制约。《辅弼嘉谟》说，帝王的心“为万事之主”，是“用人行政之得失”的原因，“天下之治乱安危系之此”。帝王心正，则天下事没有不正的；心不正则不会有正的。他要求帝王之心“明白洞达，而无一毫邪曲之私”，做到“发之政事乃合于天理之正”，象尧舜禹汤文武那样治理天下。

• 伦理思想

倭仁的伦理道德思想体系是其一生治学、为官，悟守并践行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必然结果，其体现了儒家“知行合一”和“格物致知”的道德价值观。同时也生动地演绎了儒家伦理思想在一个少数民族士大夫身上的璀璨绽放，这也足以说明了道德的社会教化和理想人格的塑造功用 。

倭仁伦理思想的基本概念是“ 理”，其内容主要包括仁、义、礼、智等传统道德。倭仁认为人自身有仁、义、礼、智之理，人们之间的理不异于己之理，物'之理不异于人之理，把世界万物和人伦关系都统一于这个“理”之中。倭仁关于道德修养的观点集中地反映在《为学大指》一文中，概括为六个要点，即“立志为学”、“居敬存心”、“穷理致知”、“察歌慎动”、“克己力行”、“推己及人”，系统地阐述了治学的宗旨、目的、内容、方法及效用等重要问题 。

理学思想

• 创新程朱理学

倭仁认为，程朱理学是十全十美、万古无弊的圣经贤传，是“至精且备”、博大精深的“正学”。程朱以外的各种学问，不是异说末学，便是左道旁门，都不能藉以达到超凡入圣的目的 。倭仁理学思想的王学渊源，从其理学思想本身也可以找到某种程度的印证。这对倭仁的理学宗向有重大的影响，使倭仁的理学思想具有王学的渊源。

程朱理学中的道德论备受倭仁推崇。在他看来，古往今来的一切事物变化无不受由人的“心身”所引发出的道德关系所包括，所支配。程朱把万物归源于“性理”，而倭仁则归结于道德。“诚”、“敬”本来是理学道德论方面的两个范畴，倭仁不仅称之为道德论中的最高原则，而且把它们上升到宇宙观的高度，与“阴”、“阳”相提并论 。

对程朱理学，倭仁虽然没有理论创新，但他力图按照程朱的观点阐释了一些重要的理学范畴与命题，构建了自己的理学思想体系。

首先，在理气论方面，倭仁以 “理”为哲学的最高范畴。他说：“万物之生，天命流行，自始至终，无非此理。”在倭仁看来，人与天地万物都是由“理气”生成，所谓“天地祇此阴阳之气，健顺之理，吾与万物同得此理气以生。”关于理气先后的问题，倭仁的思想与朱熹相似。朱熹主张理气本无先后，如果一定要分个先后，则是理先气后。朱熹的理先气后思想，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的理是“逻辑”上在先，而不是简单的时间上的先后。朱熹说：“要之也先有理。只不可说是今日有是理，明日却有是气。也须有先后。且如万一山河天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可见，朱熹所说的理在气先是就世界的本原而言的，其逻辑在先说表明朱子哲学基本问题中理是第一性的。

其次，在心性论方面，倭仁按照程朱的观点阐释了理学心性论的一些重要范畴与命题，如心、性、道心人心、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已发未发、天理人欲等等。人的感性情欲不加控制则流于恶，所以“危”；人的道德良心潜隐在内心深处，与情欲混杂，微妙难见，所以“微”。明乎此，用道德良心统率感性情欲，则可以达到一种理想的和谐精神境界。至于道心是什么和人心是什么的问题，倭仁通过否定明代理学家罗钦顺的观点而稍微作了一点符合朱子哲学的阐述，他说：“整庵谓：‘道心是性，人心是情。’心窃疑之。道心如恻隐羞恶之属，原于性命之正，而非即性也；人心如耳目口鼻之欲，发于形气之私，而不得谓之情也。”倭仁认为道心不是性，人心不是情。道心是合于道德原则的知觉，是指人的道德意识；人心则是以个人情欲为内容的知觉，是指人的感情欲念。这颇与朱子的观点相类似：“只有这一个心，知觉从耳目之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觉从义理上去，便是道心。”又如，源自《中庸》的“已发未发”又称“中和”，所谓“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已发未发是理学心性论的重要范畴，按程朱学派的观点，已发未发是指人的心理活动的不同阶段或状态，已发指思虑已萌，未发指思虑未萌；未发指性，是心之体，已发指情，是心之用。

再次，在知行观方面，格物致知、居敬穷理、涵养省察等，这些以“知行”为中心的范畴与命题是程朱理学的重要修养方法。格物是《大学》八条目之首，格物致知是修齐治平的基础，朱子哲学对此非常重视，故朱子曾经特为格物“补传”，这一事实被后世程朱派理学家认为是朱子在理学上的重大贡献。倭仁也有同样的认识，他说：“格物不得力，第一关便隔碍了，下面节节都是病痛。朱子补传，洵有功万世。”主敬是程朱理学提倡的一种重要的心性修养方法。倭仁说：“心主于敬，无少放纵，然后至虚至灵之中，有以穷夫酬酢万变而理无不明，盖未有不居敬而能穷理者。”在倭仁看来，主敬就是心不放纵乱思，保持一个虚灵的心之本体，不受外物的干扰而自然体认天理，达到一种理想的道德境界。知先行后，也是程朱理学的重要命题。倭仁说：“力行尤以致知穷理为先。”他认为，“知”即是孔孟之道，道理已经程朱辨明清楚，后人只要按程朱之学去做即可，要做这“行”的工夫，必须努力将获得的点滴知识随时付诸实践。“孔孟大路，经程朱辨明后，惟有敛心逊志，亦趋亦步去，知一字行一字，知一理行一理，是要务。”在人的个体道德修养方面，有了道德知识与观念，认识了道德原则，努力使自己的行为符合道德规范，这样就能成就理想的道德人格。

从倭仁理学思想本身来看，自从转向程朱之后，他确立了严格的“尊朱”的学派立场。为了表明这种“尊朱”卫道的立场，倭仁力图按程朱学派的观点阐释了一些重要的理学范畴与命题，甚至直接征引了不少程朱理学家的言论以阐述他的理学思想。倭仁理学思想基本上是符合程朱理学精神的，可谓比较地道正统的程朱派理学，“倭仁之学虽不敢言及孔孟程朱，然能诵其言守其法，躬行实践。”正如时人所说乃“孔孟程朱之真传”，是“程朱之正脉”。可见，倭仁当时已以正宗的程朱理学家闻名于世。

• 王学思想

倭仁在他的《日记》中说：“事天无他，事心而已矣。 ”可谓一贯王学精旨，把心即理的王学命题一语道破。另外他还在《日记》中谈到“看未发气象”时直接征引王阳明的话，他说：“看未发气象，姚江有一段说得紧切，云：此是教人用戒谨恐惧工夫，正目而视惟此，倾耳而听惟此，洞洞属属不知其他。'即程子敬而无失，即所以中'之意。 ”与此相类似的还有一条：“延平每教人静，其云：学为私欲所分，故用力不精，须打断诸路头，静中默识，使泥滓渐渐消去。又云：静坐看喜怒哀乐未发气象，不惟于进学有功，兼亦是养心之要。又每言脱落融释。皆吃紧为人语。 ”静中体验未发，是理学中二程高弟杨时再传至李侗（延平）的所谓“道南指诀”。

李侗是朱熹的老师，他曾经教朱子静坐体验未发气象，即通过高度沉静的内心修养而体验一种浑然与物同体的神秘精神境界，这是一种直觉主义的修养方式。尽管朱子做了很大的努力，但始终未能获得那种体验，因而很自然地对静心体验作为道德修养的普遍有效性表示怀疑，而最终倾向于程颐“主敬致知”的理性主义修养方式。正如吴廷栋的指责，倭仁所赞许的延平静坐法“毕竟非学者通法”，其与程朱“主敬”法相背，反为“谈姚江之学者所假借” ，其实，吴廷栋指出了倭仁理学思想中的王学根底。

政治思想

对于“治道”的关怀，倭仁注意力首先集中于吏治上。居官尸位易沾染名利习气，利欲使人堕落。倭仁认为为官第一要务应是“将名利心打叠净尽，方能笃实光辉” 。将一己的“名利之心打叠净尽”，发而为政，倭仁则主张居官应仁民爱物。他在答仓子益时曾经说道：“唯有克己爱民，事事为百姓计，不为一身计。凡百举动皆服草野之心，则官民一体相联，即可以消内变，亦足以御外侮。” 只要官民同心同德，何愁国事不兴。实现官民一体，居官就要通下情。

针对当时吏治弊坏之风，他曾提出三点建议：一、朝廷应认真整剔，实力振刷，杜绝请托之风。二、对州县官员应实行奖赏与惩罚制度。三、制定检查制度， “大吏察州县，朝廷察大吏”。这样一来“民困可苏，民心自固，寇乱之源亦由是可弭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