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人物轶事
董其昌藏书之家
善鉴别古书画，擅长写书法。在书法上造诣颇深，由于爱好书法，所以对书籍有很强的收藏欲。遂藏书尤多，家有“玄赏斋”，贮法帖、名画、古书。撰有《玄赏斋书目》，不著撰人及收藏人姓氏，有人疑为是他人所撰，清人张均衡在《适园藏书志》中，认为董其昌的家藏书目较可信。
董其昌袁董奇缘
董其昌造像
睢阳（袁可立祖籍睢阳卫，属明代河南睢州，今睢县）的袁可立比云间（上海松江）的董其昌小七岁，但董其昌总是对袁可立谦称为“弟”，两者的家乡相距千里，同窗共读成为同年知交，传为千载佳话。
清代乾隆年间，王椷的《秋灯丛话》对二人的神交奇缘做了这样的记载：“前明睢州（应为松江）有宿儒某（董其昌），屡试不第，郁愤无聊。夜梦人谓曰：‘子须待袁可立（睢州人）同考，乃可望中耳。’觉而异之，遍访学校内，并无其人。偶出游，力倦憩村塾中，见一总角童子貌颇歧嶷。诘其姓名，师曰：‘此袁氏子，名可立。’某闻之，甚为惊异。询其家，贫甚。乃携归，亲为课读。弱冠联登甲第，某乡会皆与同榜。”王溢嘉在《中国人的心灵图谱》中引述清代王椷《秋灯丛话·梦与袁可立同科》：睢州（应为华亭）有一位儒生（董其昌）屡试不第，心情十分郁闷。有一天晚上，忽然梦见神人前来告诉他说：“你要等待袁可立和你同考，才有希望上榜”。他梦醒后觉得非常奇怪，于是到各地学堂逐一查访，终于找到袁可立。在知道袁可立家中贫穷恐无力上进后，就将袁可立带回家中亲自课读。到袁可立二十多岁时，两人一起参加考试，结果在乡试和会试中都果然中榜。”而今在袁可立的家乡一带族里间，还有一个同样神奇的故事在一代代相传：袁可立幼年时，一天夜里，漆黑异常，袁可立秉灯入厕，却没有放灯的地方。忽然身后有声音说：“尚书爷尚书爷，请你把灯盏放到这里吧。”袁可立好生奇怪，昏暗的灯光下却看到一个光头的小鬼。他拍拍小鬼的头就把灯盏放了上去，并说道：“小鬼小鬼你好大的头呀。”小鬼答：“尚书爷尚书爷你好大的胆。”幼年的袁可立很是诧异地问：“小鬼小鬼你为什么这样称呼我？”小鬼说：“我是受人之托告诉您，有一位姓董的文曲星老爷转世，正等着你前去同读共考呢 ，来日当有尚书爷的名位等着你。”袁可立起身取过灯盏，那小鬼便消失在黑夜中。
上述两则故事出处不同，却有异曲同工之妙。一个记载于清代笔记，一个出自民间口碑，但二者却互为印证似有同根之源。而且袁可立和董其昌在知道这是神明向他们泄露天机后，并没有消极等待，而是都不辞辛苦地去努力奋斗，最后皇天不负苦心人，先后在乡试和会试中双双同科考取了举人和进士，成功地兑现了两个年轻人各自所窥见的天机。
袁可立和千里之外的董其昌同窗拜读于陆树声尚书之门，并不仅仅是一个传奇故事这么简单，而是在大明万历十七年会试大比记录中留下了浓墨重彩一笔的盛事。颜晓军在他的博士论文中继续求证道：“就在万历五年（1577），陆树声延请董其昌馆于其家，教授他的儿子陆彦章。……同时在陆家私塾寄读的还有睢阳人袁可立，后来董、袁、陆三人于万历十七年（1589）己丑一起中进士，堪称是陆树声家门的荣耀。袁可立后来官至兵部尚书，陆彦章则官至南京刑部侍郎。”要知道这个三人的同科中榜直接影响了当年进士总名额的一个百分点。
明著名学者黄道周《节寰袁公传》也有相同的记载。董其昌在《袁伯应诗集序》中写道：“余与伯应（袁可立子袁枢字伯应）尊公（父亲）少司马（即袁可立）同举于兰阳陆先生之门。”
在今天的山东蓬莱阁避风亭内袁可立《海市诗》刻石上，仍然留下了二人在事业顶峰时期的合作之笔“睢阳袁可立题、云间董其昌书”的字样。董在尾跋中称颂袁可立的“大作雄奇”、“弟以米家法书之”等语，世人将此称为珠联璧合之作，至今为海内外所重。崇祯六年（1633年）冬，袁可立病逝于睢州，八十一岁高龄的董其昌以悲壮的心情为故友写下了《节寰袁公行状》：“呜呼哀哉！念其昌与公同举于兰阳陆宗伯（陆树声）先生之门。……虽天涯契阔，合并恒难。要以风义交情，皎如白日，知公者宜莫如昌”，《行状》分元、亨、利、贞四册。款云：“明崇祯八年六月，光禄大夫、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特准致仕驰驿归里邻治弟华亭董其昌顿首撰并书。”
明崇祯六年十月，董其昌触景生情，想其退休在家多年的故友袁可立，作山水画《疏林远岫图》相寄。然而就在董其昌把袁可立比作隔水对岸高大的山峰凝神作画时，远在河南72岁的袁可立却溘然长逝，似乎也有了冥冥之中的一个幽会和照应。
正所谓“茫茫一水间，相隔不能语”，这一时刻董其昌是否也有传奇的另外一梦，我们因没有找到相关记载不得而知。但明末著名学者黄道周在给袁可立作《节寰袁公传》时对他的仙逝却做了这样耐人寻味的记载：“（袁可立）自知其名位所届，寿至七十有二卒。卒之前夕，有巨星陨西南，坠地有声。”
在袁可立去世三周年来临十二天前的一个晚上，董其昌无疾而终薨逝于家，至此这两位富有传奇色彩的挚友亡灵得以永久相聚，后人一直以为是冥冥之中有此际会。
疏林远岫图
袁可立天启诰命卷（董其昌真迹）
二人在仕途上同样坎坷多艰，几起几落，休戚共生。明万历中都遭贬回籍，后来又都是泰昌皇帝同时启用的旧臣贤能。在魏忠贤横行的天启年间，两人都受到阉党排挤和迫害，董其昌是“深自引远，请告归”（《明史·董其昌传》），袁可立是“当魏崔时，盖无复然明义、真者。有之，则必自大司马节寰袁公也。”（黄道周《节寰袁公传》）。董其昌卒后，一生最喜爱的“四源堂”四幅名画多归袁枢所有，至今尚藏于安徽省博物馆的16幅《董其昌纪游册》，为董其昌早年作品，世所罕见。还有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的《画稿册》，均为睢阳尚书袁氏家藏旧物，钤有“袁赋谌印”（袁可立仲孙名袁赋谌）等多枚袁氏印章，足见董、袁二人关系绝非一般同年，当是深交挚友，也与传说中的袁董奇缘不应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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