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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伦理？文学题材中的“家族”主题隐含了哪些丰富的信息？为什么谈“家人父子”？随着社会的发展，“家族”形态又在经历怎样的变化？学者赵园在其新作《家人父子》中对上述问题给出了自己的见解。近年一直关注明清士大夫的她，此次选择从日常生活的角度进入研究对象的世界。随着研究的推进，让她始料未及的是，“那些一本正经的儒家之徒，往往会在墓志铭等传记文学中写到夫妻生活，有的还很动人。明代之后也有一些关于幼教和处理父子关系的非常通达的言论。”

9月下旬，赵园做客北大博雅讲坛，围绕家族与伦理的主题，与读者分享了她的思考。腾讯文化整理现场实录如下。

（一）最理想的夫妻关系是像朋友一样

首先是“家族”，相关的论文包括宗族史，宗族史应该是史学的一个分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语境中，宗族史没有什么发展的空间，当时跟家族有关的论述多半是批判性的，家族、宗族多半是负面意义上的。宗族史兴起是八十年代以后，尤其到九十年代及以后，至于近期配合形势，当然会有更多宗族史的论著出现。比较有影响的宗族史研究的学者，包括钱杭、冯尔康、常建华等。冯尔康他们写了一部《中国宗族史》，认为宗族与家族、宗族制与家族制、宗族社会与家族社会、宗族生活与家族生活并没有严格意义的区别。但是又为什么对它们做了这么多的界定？钱杭说“在研究实践中，‘家族’一词的学术性明显低于宗族”。我在这本书里主要用了家族，也是取它的界定模糊性，比较有弹性，至于“宗族”的界定可能比较繁复，难以把握。

下面是“伦理”，我要引用的是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中说的“中国伦理本位社会”，他把中国伦理本位社会归结为中国缺乏集团生活。像伦常、人伦日用，不光是古代生活，也是现代生活的基本面。马克思有一句话，人的本质是人的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就包括古人所说的五伦，我们现在不说君臣，而是领导和群众诸如此类的，我们把它扩展成朋友，也可以包括同事等等，另外也有师生。朋友一伦在我看来是五伦中最平等的一伦，所以别人会说“古风妻似友”，什么样的夫妻关系是最理想的呢？像朋友一样。现在中国伦理关系发生了很多变动。

“家人父子”，最经典的论述是《易·家人》。现在的世界，比古人要宽阔多了，但是家人世界仍然是人的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古今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我这本书副标题是“由人伦探访明清之际士大夫的生活世界”，界定了时间是明清之际，人群是士大夫，生活世界应该说不限于本书由人伦方面观察到的这些方面。

（二）想象中的大家族是受了文学诱导

我发现妇女史和宗族史跟中国现代文学，尤其跟五四新文化的论述，构成一个对话的关系。有一个时期的国外汉学，尤其是做妇女史这一块的大致有这样的倾向，主旨在跳出男女不平等的框架，发现妇女在古代社会的女性主体性。她的生存状态并不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论述所给我们的印象，如高彦颐说各个阶层、年龄和地区的女性，都在实践上享受着生活的乐趣。男女不平等的框架本身目前有局限，可以用各种事实来做补充，那么是不是一定要跳出呢？我认为应该揭除过去的面相，可以丰富，可以揭弊、去弊，但是没有必要颠覆。我们很容易这样翻烙饼式的，好像要创新就要推翻什么，我不认为创新的路径就是推翻。

下面详细谈谈第二个问题，宗族史和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些对话。我看到的宗族史著作中，有一些我们习以为常，好像成了成见的见解，比如我们想象中的古代传统社会都是大家族，为什么会形成那样的成见呢？与文学的诱导可能有关。文学那样组织材料，其实是很容易理解的，大家族结构复杂，触角可能会伸展到各个社会层面，便于文学把握那个社会的面貌，以家族作为那个社会的缩影。但是不只一个学者，也包括日本学者都一再提示，那个时候并不都是大家族。宋代以后虽然大家族出现，但在总户数中，大家庭占的比例不大。

另外就是宗族史与现代文学，以及五四新文学之间构成的对话关系中，还有关于乡绅的乡村治理。五四新文学中，乡绅基本上都是反面人物，不会有一个真正想改善民生，做点慈善事业，即使有也一定是伪善的。所以关于乡绅的乡村治理，也是近年来宗族史重提的一个话题，使得原先过分意识形态化、片面化的表述受到了校正。

其实中国的士大夫，有一个世代相传的理想，那就是井田。我曾经讨论过到底有没有井田制度，它作为一种理想，确实是从三代之后，影响了中国士大夫。士大夫的乡村治理着力于整治宗族，主要是六个字——尊祖、敬宗、收族，具体的实践就是睦族、善俗、济贫。顾炎武认为“收族之法可补王政之未及，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种理想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做到，这难道不是还有吸引人的地方吗？当然也有劣绅，《桃花扇》中的侯方域，大家知道他风流才子的这一面，但是很少有人了解他“居乡豪横”的一面，船上厨师做的菜不合口味，当场打死，抛到河里，无法无天。当然这样的人也不是很多。我觉得现在这些问题其实有点脱敏了，所以《白鹿原》才那么引起关注。

（三）通达的士大夫哪个朝代都有

回到家人父子，我主要依靠的材料是文集，这并不是出于有意的设计，而完全是积习。1978年来北大读研的时候，研究生导师王瑶先生说，你们先要去读旧期刊，便于你想象当时的社会。但是用现在的一个热词说，我是比较任性的，我没有读旧期刊，而是到图书馆里读作品最早的版本，另外就是读西方文选之类的。所以走的路径跟我的同学钱理群他们是不一样的，后来的做法也是不一样的，最初的路径就决定了我们后来学术是怎么做的。

到了明清之际，我仍然是沿用了过去的做法，花大量的时间去读文集，像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我读了不下好几遍。他擅长逆向思维，有时候观点不一定站得住脚，但是有时候有启发性，让你的思维活跃起来。如果没有王夫之的那些论述，我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整个会是另外的面貌。我用的这部分材料，往往是史学还有理学史、哲学史都不用的，这是不同的地方。我们觉得最私的是家庭，家庭关系中最私密的是夫妻，尤其是夫妻的卧室，但是我没有想到明清这个时段，包括儒家之徒的文集中，都有这么有意思的关于夫妻生活的资料，这点出乎我意料。至于方法方面，没有什么创新之处，我引用了西方汉学作者的说法，其实我跟他们差不多，就是规范和实践。知、行，士大夫某些方面的规范表述和具体的生活空间，这个中间的错位、缝隙，是我能够进入这样的论述空间的条件。

美国汉学家伊沛霞说她很少看到丈夫或者妻子记述自己的婚姻生活，第一手材料是比较少见的。我可以说我比较走运，我这儿第一手资料还是比较多的。另外她还说只有很少的士人写过自己和妾之间的关系，我的意见是明代这方面的资料不至于这么匮乏。另外尤其有意思的是，那些一本正经的儒家之徒，往往会在墓志铭等传记文学中写到夫妻生活，有的很动人，明代之后有一些关于幼教和处理父子关系的非常通达的言论。但是你不能够拉出一条线，梳理出一条和主流相对立的线索，从陶渊明到杜甫，然后到王夫之等等，这样的梳理方式是不对的。通达的士大夫哪个朝代都有，这是我相信的。所以这本书如果说有点可读的地方，大概就是这种具体的家庭生活情境。

（四）当代中国农民愿意选择宗族自治吗？

下面是家族与当代中国。这个也有一个过程，从原来要肃清残余的家族势力，到后来由正面讲宗族在农村的再次兴起。这一点我对宗族史也有一点怀疑，是不是有地域的区分？我是北方人，我插过队，可是我觉得整个北部中国，当然像陕西这种地方除外，尤其是中原地区，宗族的力量绝不像南方保存得那么完整，宗祠、家谱这些文献能保存得那么完好。因为整个北部中国受到的战乱太甚，尤其是异族入侵，使得文化有很大的动荡。所以现在我们讲保留下来的宗族，多半都是在福建一些少数地区，不能够据以想象整个中国乡村社会的面貌。明清其实已经南北不同，现在更甚，何况乡村经历了那么深刻的变化。

而且下面的说法我也有点怀疑：如果给当代中国农民一个机会，让他们选择一种适合自己需要的自治性组织形式，恐怕有相当多的人会选择他们最熟悉的传统形式——宗族，如果当地有这种传统，并且有延续这种传统的足够资源的话。我所生活过的乡村，宗族势力的残余往往表现在政权结构中，一姓独揽那个村庄的政权，而且排斥外姓。宗族，尤其是跟政权的结合，应该从正面看还是要考虑到它的负面影响，这些需要再三斟酌，而且需要做深入的社会学分析。

社会学或者宗族史，他们的工作方式多半是抽样分析，或者某一个地方的定点分析，像一个乡村能不能概其余是有问题的。所以有时候我想文学可以作为补充，现在有这么多写乡村的作者，尤其是从乡村走出来的农家子弟，而不是知青，就像莫言、贾平凹等等，他们对乡村的了解要比知青深刻得多，而且有可能用那些感情的材料补宗族史的不足。这是不是可以作为我们的学术资源，有没有可能得到适当的运用？

（腾讯文化实习生陈豪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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