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景祺写诗嘲讽先皇,文字狱被斩头颅高挂杆上
汪景祺是典型官二代,康熙五十三年(1714)中举。此后屡次会试未中。而其兄汪见祺得中进士，官至礼部主事。这使汪景棋颇感自卑，自成年以来，即以其才识并善于讥讽别人而过分自负，恃才傲物，落落寡合。“豪迈不羁，谓悠悠斯世，无一可为友者。”雍正二年(1724)，五十三岁的汪景祺由北京往西安投奔陕西布政使胡期恒，被引荐给年羹尧做了两年幕僚，此间，著有《西征随笔》两卷，并因此获罪。
世人都说汪景祺是个马屁精，因拍错年羹尧的马屁被雍正处死，其实并不尽然。《西征随笔》为汪景祺眼见耳闻的亲历之作，内容涉猎广泛，如实记载了清前期有关西北战事、吏治、官吏品格等许多极为敏感的政治和社会相关事宜。为后世研究清史提供了一手史料，具有一定文献价值。虽现存仅三十四篇，但其中关于政治方面的就多达二十三篇之多，此书涉及和议论时政之大胆及广泛，在清初笔记中实属凤毛麟角。同时汪景祺针对沿途发现的问题所提出的政治建议亦展现出卓越的政治才能和高超的政治远见。 如其中，《西安吏治》一文对当时陕西吏治败坏的现象叙述得极为露骨，且把矛头直接指向满洲人。
说汪景祺拍年羹尧的马屁也不冤枉，因为其《西征随笔》中确有一篇《上抚远大将军太保一等公陕甘总督年公书》，称年是“宇宙之第一伟人”，又说历代名将郭子仪、裴度等人“较之阁下威名，不啻萤光之于日月，勺水之于沧溟。盖自有天地以来，制敌之奇，奏功之速，宁有盛于今日之大将军哉！”。然而，年羹尧在西征过程中确实功勋卓著，作为他的幕僚，这样评说似乎也不无不可。其实这一时期，雍正帝对年羹尧的表彰也是无以复加的。如：“有你这样封疆大臣，自然蒙上苍如此之佑。”“大将军印谕命送于你管理，便于调度。但冲锋冒失之举，你万万不可！”“朕实在不知怎么疼你，才能够上对天地神明。”“朕不为出色的皇帝，不能酬赏尔之待朕……惟将互相励勉在念，做千古榜样人物也。”等等。
因此，雍正帝要杀汪景祺是不可能以他拍年羹尧的马屁为理由的。况且汪仅是年的一个幕僚，连个小官都算不上，但雍正帝却在《西征随笔》中发现了汪景祺自身的“悖谬狂乱”。随笔中写有：“某无锡人，不欲言其姓名。先帝南巡无锡，杜诏字紫纶，方为诸生于道左献诗，先帝颇许可之，赐御书绫字，杜捧归启视，则‘云淡风轻近午天’四句也。某作七言绝句云：皇帝挥毫不值钱，献诗杜诏赐绫笺。千家诗句从头写，云淡风轻近午天。”“云淡风轻近午天”是康熙写给杜诏的诗句，然而在汪景祺看来却是“不值钱”的，这是对于皇权威严的极大挑衅。此外，在《西征随笔》的《历代年号论》中，将“正”作为“不祥年号”的代名词，暗含对雍正的莫大嘲讽。甚至说康熙配不上“圣祖”的这个庙号，不应该称之为“祖”，之所以如此完全是满洲人没有文化以及无知的表现。
这就使汪景祺成了雍正即位以来发起的第一场文字狱的受害者。其实年羹尧在得志之时，对汪的《西征随笔》并没有太在意，及至抄家时才被发现。雍正帝阅后，大发雷霆，立即在首页批道：“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随即被命“藏在大内懋勤殿的大箱子里原意是叫它永远不得流传于世”。直至民国时此书才被从故宫博物院中翻出，得以重见天日。汪景祺身陷文字狱，不仅使《西征随笔》受遭禁之遇，也使得事后清代议论时政的笔记大为减少和逊色，成为清朝初期笔记体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在清朝学术界的发展历程中具有一定意义。
雍正三年(1725)十二月十八日，即年羹尧被赐自尽一周后，雍正帝下旨:“汪景祺作诗讥讪圣祖仁皇帝，大逆不道，应当处以极刑。今大臣定拟立斩具奏，始从其请，著将汪景祺立斩枭示，其妻子发遣黑龙江，给与穷披甲之人为奴，其期服之亲兄弟亲侄，俱著革职，发遣宁古塔;其五服以内之族人，现任及候选候补者，俱著查出，一一革职。令伊本籍地方官约束，不许出境。”这样汪景祺被枭首示众，脑袋被悬挂在菜市口的通衢大道上，一挂就是十年。直至乾隆登基，经左都御史孙国玺上书，才将汪的头颅择地掩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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