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之初德国调停中日战争遭国民政府拒绝，背后原因是什么？
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进展得并不那么顺利，尤其是淞沪战场上的胶着状态，迫使日本大量增兵，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神话破灭，让“皇军”脸面丢尽。于是，日本政府内主和势力抬头，他们希望“战祸不要延及华中，早日成立和平协定，俾日本实力，不致在中国浪费，以便对苏”。日本军部也企图利用中国在军事上的失利，对中国政府展开劝降活动，以达到军事手段所无法达到的目的。
于是，日本决定利用德国做劝诱中国谈判的中介人。10月21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约见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Herbert Dirksen)，正式表示希望能由德国出面斡旋和平。他说：“日本随时都准备与中国直接谈判，假如有一个与中国友善的国家，如像德国和意大利，劝说南京政府觅取解决，日本也是欢迎的。”德国政府欣然同意。
德国为什么乐意调停中日战争呢?这同德国的远东政策有很大关系。众所周知，德国对中日两国开展等距外交，同中日均有良好关系。中国是德国的重要贸易伙伴，是德国国防战略资源的主要供应国，而日本则是德国强有力的政治盟友，德国对中日间爆发的战争深感左右为难，因为这使德国二元的远东政策受到挑战。德国当然希望中日之间停止战争。这样，调停的责任自然落在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Oskar Trautmann)身上。
1937年11月5日，作为“信使”的陶德曼奉命在南京拜会了蒋介石，转达了日本提出的议和条件，但蒋介石表示日本提出的条件不能接受，他强调，假如“日本不愿意恢复战前状态，中国不能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中国如同意日本的要求，国民政府将会被舆论浪潮所冲倒”。蒋介石之所以拒绝，主要是他还寄希望于布鲁塞尔会议会有制裁日本的措施，同时，上海战事胜负没有明朗化。
然而，没过多久，布鲁塞尔会议草草收场，并无任何制裁日本的实际行动;太原、上海相继失陷，南京危在旦夕;加之德国政府更积极的活动，蒋介石一度动摇。于是，12月5日，他第二次会见陶德曼，表示“中国政府愿以德国所提出的各点作为谈判基础”。同时，蒋介石还表示希望希特勒向中日两国建议停止敌对行动，因为“在敌对行动继续进行的时候，是不可能进行任何谈判的”。
可是，由于日本在军事上取得的胜利，南京陷落在即，它的谈判价码果然涨了数倍。当狄克逊向广田表示中国愿意按日方所提条件进行谈判时，广田声称，“能否在最近取得伟大的军事上的胜利以前所起草的基础上进行谈判有疑问”。
12月21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为日华和平谈判事项给德国驻日大使的复文”，提出了十分苛刻的条件。包括基本条件四项和条件细目九项。这哪里是什么“和谈条件”，无疑是要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投降的最后通牒。因此，当12月26日陶德曼将上述复文转告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时，孔祥熙表示“没有人能够接受这样的条件”。蒋介石这时才认识到“今日除投降外无和平，舍抗战外无生存”，日本提出和谈的目的在于“征服与灭亡我国;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
1月13日，外交部长王宠惠召见陶德曼，请其向日本转达中国政府的答复：“经过适当考虑之后，我们觉得：改变了的条件太广泛了。因此，中国政府希望知道这些新提出的条件的性质和内容，以便仔细研究，再作确切的决定。”这实际上是拒绝的答复。日本方面认为这种答复“只能说明中国方面没有诚意，是在采取拖延政策”。于是，1月16日，日本政府竟狂妄地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声明。
国民政府也于18日发表声明，宣布“中国政府于任何情形之下，必竭全力以维持中国领土主权与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复和平办法，如不以此原则为基础，决非中国所能忍受。同时任何在日军占领区域内，如有任何非法组织，僭窃政权者，不论对内对外，当然绝对无效”。
这一声明，使得日本依靠德国调停而使中国接受丧权辱国条件的企图归于失败。1月20日，国民政府召回驻日大使许世英，不久，日驻华大使川越茂亦奉召回国。中日之间谈判接触暂告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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