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后期藩镇割据致使大唐灭亡,和安史之乱有何瓜葛
唐玄宗李隆基在位时期,为防止周边各族的进犯,大量扩充防戍军镇,设立节度使,赋予军事统领,财政支配及监察管内州县的权力,在安史之乱后到黄巢之乱前，唐朝后半段的大部分时期里,绝大部分藩镇不割据,听从朝廷指挥
到了隋朝统治时期，曾经高效运转的州郡县三级制度已经名存实亡，各地行政区划混乱，州郡长官手握兵权，对中央朝廷形成了不小的威胁。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隋朝统治者先是废除了郡这一级行政区划，而后将州改称郡，恢复了秦朝的郡县二级制度。为了削减州郡兵权，在郡之上设立统辖一方防务的都督府，长官称“总管”，由中央直接以宗室、京官担任。
唐朝建立之初，因天下尚未统一，内忧外患不断，唐高祖便给予了都督府极大地行政权力，使得其从一个“军区”演变成为了一个行政区划。到了唐太宗即位后，唐朝内忧外患逐渐解除，唐太宗将都督府大多裁撤，只留下了少数几个边境的都督府。不过，却也将都督府手中的行政权和绝大部分兵权收归了中央。而后，改郡为州，增设“道”作为一级监察区划，“道”的长官为采访使，负责监察辖区内官员，由中央官员直接出任，与汉武帝时期的刺史职权相仿。
到了唐睿宗景云年间，因边防的需要，唐睿宗在凉州、赣州、肃州、瓜州等七州之上设立河西节度使，全权主持对吐蕃战事，兼领七州行政、财政大权。
而到了唐玄宗统治时期，因为此前唐高宗、武则天等君王不断开边，唐朝治下的州已达三百多个，再加上没有建立行之有效的晋升体制，时人重京官而轻外任，地方官员大多都是无能之辈，且中央对地方的掌控力度不够，中央与地方的分离之势愈演愈烈。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唐玄宗亲自整顿吏治，将大批京官外放，又罢免了一批无能的地方官员，将能力出众的地方官员提拔到了中央，并且将“道”的数量从十个增加到了十五个，要求此后每年各地采访使、按察使皆亲自到各州县考察地方官员，能力出众的升职，能力不行则就地罢免。
同时，为了进一步地向外扩张，巩固边防，唐玄宗先后在边境重镇设立范阳、朔方、安西四镇等八大节度使与岭南五府经略使，再加上此前设立的河西节度使，到了天宝年间，“十节度使”局面形成，府兵制度被募兵制所取代，十节度使麾下集结了唐朝几乎全部的精锐，共计四十余万人马。
在节度使设立之初，他们手中虽有军政大权与财政大权，但是他们仍旧需要接受各道采访使的监管，只要有一点异常出现，采访使甚至有直接将其押往京城问罪的权力。在这一体制下，节度使与采访使职权高度分离，没有军政大权的采访使自然没有割据的力量，而有军政大权的节度使又要接受由中央官员出任的采访使监管，一举一动皆在中央朝廷的监管之下，根本没有形成割据的可能。
可是，直到一个人的出现，将采访使与节度使权力合二为一，为此后的动乱埋下了伏笔，这个人便就是安禄山。
公元744年，安禄山被唐玄宗任命为范阳节度使，而后，因深得唐玄宗信任，安禄山又兼任了平卢、河东两镇节度使与河北道采访使。就这样，安禄山得以手握河北军政大权，而又身兼采访使，使得朝廷对其的监管能力几乎为零，一来二去之下，安禄山野心极度膨胀，于公元755年发动了叛乱，史称“安史之乱”。
在平叛的过程中，为了抵御安史叛军，唐肃宗、唐代宗父子大肆封赏节度使，等到安史之乱平定后，唐朝已经形成了三大节度使聚集区域：边疆、中原以及东南。
但是，请注意，此时的唐朝虽然藩镇林立，但是中原、东南以及除河朔三镇外的边疆节度使，悉数听命于中央朝廷，并未形成割据，而不是如有些同学所想的那样——安史之乱后，唐朝便陷入了藩镇割据的军阀混战之中。
在这三大节度使聚集区之间，又在批次之间形成了掣肘——边疆藩镇负责抵御外敌，中原藩镇负责提防边镇叛乱，东南藩镇负责供养中央财政。
就这样，唐朝得以在安史之乱结束到唐懿宗在位期间，度过了一段大致稳定的时光，其中就算有河朔三镇复叛、奉天之难等藩镇叛乱事件的发生，但是中央朝廷始终能够第一时间镇压叛乱，甚至一度消灭了割据的河朔藩镇。
安史之乱后为了防止藩镇再出现一家独大的局面,皇帝只好又册封了更多的藩镇和节度使来制衡,结果就造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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