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尔浒之战是明清战争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此战结束，明清双方在攻防方面互换了位置：明朝由主动转为被动、由进攻转为防御；后金转被动为主动，由防御转为进攻。

后来的清高宗在《萨尔浒山之战书事文》中不无自豪地说：“呜呼，由是一战，而明之国势益削，我之武烈益扬，遂乃克辽东，取沈阳，王基开，帝业定。”

可以说，萨尔浒之战是明清兴亡史上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争，“比於岐、丰，无多让焉。”

数百年来，不知有多少有识之士对这场战役的成败做过形形色色的分析和总结。这其中，最有意思的是“康圣人”康有为的外孙——美国著名的大学教授罗荣邦(Jung-pangLo)在其著作《刘綎传》中总结。

在《刘綎传》中，罗荣邦教授引用大量资料证明当时的明军及入援的朝鲜军队装备低劣，从武器装备方面论述明军的败因。首先，他引用了朝鲜方面的材料，说朝鲜人尊北京为“天朝”，称明军为“天兵”，朝鲜人多次直言不讳“天兵”缺员严重，兵器窳朽。朝鲜援军统帅姜弘立还亲自上奏光海君，称：“明人轻重器械全无，纯赖韩国军实。”其次，他又引用了明朝方面的材料，说明军方面指责韩军装备低劣，使用的都是些藤牌、纸甲。

实际上，在萨尔浒大战中，明军和朝鲜军都有使用藤牌和纸甲。

《清太祖实录》中详细记录有萨尔浒之战中后金大军屠戮刘綎军的过程，其中有文字为：“四王驻兵，诸王随皆至，遂列阵前战。见应乾部下兵皆执莨筅竹杆长枪，披藤甲皮，朝鲜兵皆披纸甲，柳条盔，枪炮层层布列。”

问题是，藤牌和纸甲真是装备低劣的表现吗？

手执莨筅竹杆长枪，身披藤甲皮，其实是一代军神戚继光军为自己戚家军士兵量身定做的攻防利器，凭借着一基本标配，戚家军已经横行天下，自不待言。

这里，着重谈一谈纸甲。

纸甲，就是用纸浆制作成的盔甲。而我们都知道，盔甲是冷兵器时代作战人员穿戴在战场上的防御敌人刀砍、枪捅、矢射的防护器具，纸浆糊成的盔甲，能起多大作用？给将士配备纸甲，似乎是一项面子工程，中看不中用，是政府腐败无能的表现。

事实真是这样吗？

还是先从盔甲的发展史上简单地谈一谈这个问题。

我国的盔甲发展可以上溯到殷商，其时用料多为兽皮、兽筋、藤条、布垫子、破渔网，制作粗糙。但从出土的实物来看，殷商末期由犀牛、鲨鱼等皮革制成的盔甲已经具有了很好的防护性能。

西周时期的盔甲除了以兽皮制作外，还有一种以缣帛夹厚绵制的“练甲”，属布甲范畴。该“练甲”并不能抵挡大力的打击和刺击。

春秋时期，制作盔甲的兽皮渐渐集中于牛皮一种。春秋末期还出现了金属盔甲。

战国时期，金属盔甲已经开始普及化。秦国的盔甲多用铁制作；赵、魏、楚等国选材侧重于牛皮和青铜；韩、燕等国则用牛皮和藤条制作。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炼铁业已经高度发展，盔甲大多用铁制造。这个时期生产的盔甲也叫铠甲。

两汉至魏晋前后几百年时间内，铠甲的用料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款式不断改变，头盔和甲衣的制作日趋美观、精良。南北朝则出现了用整块大甲片分护前后身的款式，该甲片前胸和后心都打磨得极为光滑，又称护心镜。

到了唐朝，盔甲制造业高度发展。特别是唐太宗贞观年间，国力强盛，盔甲的防护性能不但大为提高，样式也越来越精致、工艺越来越复杂。

据《唐六典》记载，唐代的铠甲有13种：明光、光要、细鳞、山文、乌锤、白布、皂绢、布背、步兵、皮甲、木甲、锁子、马甲。

其中明光、光要、锁子、山文、乌锤、细鳞是铁甲，白布甲、皂绢甲、布背甲、木甲等铠甲则是用丝绸等布料和一些皮料制成。

宋朝是盔甲制造业发展的鼎盛时期。宋代铠甲有很多种类，如金装甲、长齐头甲、短齐头甲、金脊铁甲、连锁甲、锁子甲等，而且铠甲的组件较多。《宋史?兵志》记载：全副盔甲有1825片甲叶，分为披膊、甲身、腿裙、鹘尾、兜鍪等部件。

又因为宋朝锻造工艺高度发达，可以锻造出质量上乘的钢，有的盔甲就直接用精钢制造。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有载一种名为青堂羌族缎子甲，这种甲就是由冷锻出的纯钢制造，可以抵抗强弩的击射。

宋朝时期，北方产马地区已经丧失，政府无力构建强大的骑兵团，为了对抗拥有大量骑兵的周边敌国，军队建设只能在兵器和铠甲两项上大作文章，。

在宋夏对峙中，陕西宣抚副使田况就曾向朝廷建议“悉令工匠冷砧打造纯钢甲”，要求以纯钢打造盔甲，以减少士兵在面对西夏强弩打击下的伤亡。

南宋初年，南宋政府的死对头女真人实施了“副马制”，女真骑兵不但一人可以拥有两匹、三匹，甚至五匹战马，而且身披重甲，号称“铁浮屠”，对南宋政府造成极大威胁。宋高宗多次发出“无甲何以御敌”的哀叹。

哀叹之下，重甲化建设在宋军步兵中不断发展。张俊军制造出的重甲，“凡鍪甲一副，率重四十有九斤”。1宋斤约合成现在的1.2市斤，则张俊军中所用重甲已达58.8市斤！毫无疑问，穿上这样一副重甲，基本上达到了“刀枪不入”的效果。也无怪张俊沾沾自喜地称：“近岁军中方知带甲之利。”但张俊军的盔甲还不是最重的。宋孝宗乾道年间，“王琪进三色甲”，其中，“枪手甲每一副皮线穿举全成重五十八斤一两”！这样一副盔甲已经接近70市斤了！

可以说，宋朝步兵的铠甲是中国历史上最重的铠甲了。欧洲同期的锁子甲的重量不过15公斤，15世纪时的哥特式全身甲也只有20公斤。虽然17世纪曾出现最重的42公斤盔甲，但并不普遍，通行的盔甲还是停留在20——30公斤的范围之内。

可以想象，南宋士兵穿上了这样一副盔甲，防御是足够了，但不免举步维艰，难以于敌人构成重大的杀伤。

南宋悍将刘锜在柘皋与金兵对砍，以步制骑，艰难获胜，却又因“步兵甲重，不能奔驰”，未能进一步扩大战果。

未能进一步扩大结果还是好的，有时候，就因为身上穿了这样一副重甲，无端端地送掉了自己的性命。比如说，南宋末年，宋朝宗室赵孟锦被元军追逐，“登舟，失足堕水，身荷重甲溺焉”。身上穿着一件七十多斤的狼犺大家伙掉落水里，除了被水活活淹死，不可能出现第二种情况。

从这里，就不难理解打了败仗的士兵为什么要“丢盔弃甲”了。是，盔甲的造价昂贵，但穿在身上还能逃得了命吗？明智之举就是果断地把它脱下来、丢弃掉。

那么，有没有一种防护性能既好，又穿戴轻便的盔甲呢？

有，就是前文朝鲜士兵穿戴在身上的纸甲。

这种纸甲并不是朝鲜人发明的。《南史?齐纪下?东昏侯》中就有北魏大兵压境、东昏侯“乃聚兵为固守计，召王侯分置尚书都坐及殿省。尚书旧事，悉充纸铠”的记录。这里面的“纸铠”，指的就是纸甲。不过，这个时代的“纸铠”性能如何，书中没有明确记载。而《新唐书》里面则有唐宣宗时期河中节度使徐商守蒲州时，兵士“襞纸为铠，劲矢不能透”的详细记载。由这记录可知，以纸张制作出来的铠甲，可是连劲矢都射不穿的。也由于可见，纸甲并不是什么“面子工程”，而是一种有别于传统铠甲而又不乏实用性和坚固性的新型铠甲。

在中国历史，纸甲的身影常常出现在南方军队中。上面提到的南齐东昏侯士兵穿“纸铠”是一例。五代十国时期，南唐军民为抵抗后周的侵略，“民间又有自相率、以纸为甲、农器为兵者，号白甲兵。”南宋初，金兵入侵，“东南州县乡兵多因私置纸甲，而啸聚作过”。金主完颜亮南侵时，“沿淮数处逃移民社、乡兵，强壮动以万计，随身各有长枪、纸甲”。明军在抗击倭寇的斗争中，也大量使用了纸甲。

为什么南方军队喜欢使用纸甲呢？明人茅元仪在《武备志》中做出了解释：“（南方）天雨地湿，铁甲易生金肃烂，必不可用矣。倭夷土贼率用火铳神器，而甲有藤有角，皆可用。但铅子俱能洞入，且体重难久。今择其利者，步兵性有辑甲，用辑布不等。若纸绵俱薄，则箭亦可入，无论铅子。今需厚一寸用绵密辑，可长至膝。”

原来，铁甲遇水容易生锈损坏，而纸甲不但轻便、轻巧，还防水防潮！

纸甲除了深得南方军队的青睐外，也常常是配备水军的首选。

南宋真德秀任泉州知州时就曾上奏折提出“以铁甲换纸甲”，在奏折中称：“所有本寨军器都稍足备，但水军所需者纸甲。今本寨乃有铁甲百副，今当存留其半，而以五十副就本军换易纸甲。”

可见，纸甲是可以有效地解决将士铠甲在灵活性与安全性之间的矛盾的。宋仁宗因此在康定元年（1040年）亲自下诏，要求“江南、淮南州军造纸甲三万，给陕西防城弓手。”一次性制造和分发三万件纸甲，那是将纸甲列为正规军队的标准甲式之一了。

制造这些纸甲的材料，按照司马光《涑水纪闻》卷12中“诏委逐路州军以远年账籍制造”条来解释，即是采用了丢弃的废纸——陈年账簿来制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2中也记，时任陕西经略安抚使的田况曾说：“臣前通判江宁府，因造纸甲得远年账籍。”

至于纸甲的制作方法，明代杨国桢在《涌幢小品》卷上《纸铠绵甲》中是这样描述：“纸甲，用无性极柔之纸，加工捶软，迭厚三寸，方寸四钉，如遇水雨浸湿，铳箭难透。”

就因为纸甲是这么容易制作，且成本远低于铁甲，宋神宗为了防备民间私自制造，曾在《熙宁编敕》中规定，“若私造纸甲五领者绞”！

因此，萨尔浒大战中，朝鲜兵“皆披纸甲，柳条盔”并不是朝鲜兵装备差。试想想，一个政府，即使再腐败，也不可能让出国参战的军队穿戴上一些中看不中用的装备，那，岂不是丢脸丢到家了吗？

真实的情况是：一方面，作战时间是冬季，冰天雪地，穿戴铁甲，身体散热更快，比较寒冷，穿纸甲则相对比较暖和。君不闻岑参在《《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大叹“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著”？君不知欧阳修在《晏太尉西园贺雪歌》哀叹：“须怜铁甲冷彻骨，四十余万屯边兵”？

另一方面，纸甲的特点是怕火耐潮，后金方面缺少火器，而冬季的萨尔浒在冰雪的笼罩下比较潮湿。

所以，朝鲜兵选择纸甲装备，那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最后补充一句，2004年11月，贵州省凤冈县双山乡田家寨村的青杠坝发现了一件清代咸、同年间的纸甲实物，可见纸甲直到晚清依然在战争中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