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少女，在未婚夫死后，她也千方百计要跟着一起死去，如果今天的人们遇到这样的事情，一定会认为她是疯了。但是在明清时期，这样的事情不但经常发生，而且还被认为是“从一而终”“不事二夫”的至上美德，受到热烈的追捧和崇拜。

待字闺中的少女为死去的未婚夫殉死，并非由来已久。早期的历史并无记载，或许是本来没有这样的事，或许是虽然有，但人们并不关心，至少政府不倡导，因而无法进入历史编撰者的视野。元朝曾有人请求政府旌表某地一位为未婚夫殉死的少女，而政府明智地予以拒绝。至少在元朝之前，中国主流思想和官方意识形态认为，按照三从四德的要求，未婚女子在家从父，得服从父亲的教令。父亲不让自己的孩子去死，孩子当然不能违背父亲的意愿轻易去死。何况，一个未出嫁的少女为未婚夫去殉死，让辛辛苦苦养育她十来年的父母遭受巨大的痛苦，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说，这都属于大逆不道的忤逆行为。因此，这样的行为不能被社会所接受。

但这一切，从明朝开始就逐渐被改变了。其实从宋朝开始，理学家就开始强调妇女的贞节远比生命更为重要，所谓“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鼓励女人为死去的丈夫殉节。到了明朝，政府加入到对殉节妇女进行物质和精神奖励的行列。1430年，大明朝廷表彰了一位为未婚夫殉死的少女，开了历史先河。从此，旌表死节的少女，也成为朝廷的一项重大任务，而且，殉死的少女得到比贞女、节妇和烈妇更高的荣誉和声名。

纵观狄仁杰的终身，能够说是宦海浮沉，作为一个封建统治阶级中出色的政治家，狄仁杰每任一职，都心系民生，政绩卓著。在他身居宰相之位后，辅国安邦，对武则天弊政多所匡正，可谓推进唐朝走向繁荣的重要功臣之一。

在彭泽令任内，狄仁杰勤政惠民。赴任当年，彭泽干旱无雨，营佃失时，百姓无粮可食，狄仁杰上奏疏请求朝廷发散赈济，免除租赋，救民于饥馑之中。狄仁杰到职后，改动了前刺史独孤思庄尽趋百姓人城，缮修守具的作法，让百姓返田耕作。契丹部闻之引众北归，使魏州防止了一次灾难。当地百姓讴歌之，相与立碑以记恩德。

狄仁杰共有三个儿子，他们分别是：狄光嗣、狄光远、狄景晖(狄光昭)。狄光嗣、狄光远为官都比拟称职，唯独出了一个犬子狄景晖。

在古代，一般来说，“妇”指的是已婚女人，“女”则指未婚女人。一个女子的丈夫如果死了，他的妻子为他而死，这个女子就叫做烈妇;如果这个妻子不再改嫁，永远地生活在婆家，侍奉公婆，抚育孩子，直到死亡，这样的女人叫做节妇;而一个女子虽然没有出嫁，但已经订婚，如果未婚夫死了，她跟着死去，这个女子就叫做烈女;而如果未婚夫死了，这个女子终身不嫁，以处女之身度过一生，则这个女子叫做贞女。所以，在明清时期，就有这样四种被政府表彰的女人：贞女，烈女，节妇，烈妇。在这极端的四种贞节行为中，烈女的价值和意义远远要高出其他三种，因为在理学家看来，烈女比其他几种更难以做到，而且未婚女子并不存在赡养公婆，富于儿女的未竟责任。

我们知道，在明清时期，中国人的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桩婚姻由订婚到最后举行婚礼，正式迎娶，期间要经过很长的时间。男女订婚的年龄，一般都在很小的时候，有时候可能就是五六岁七八岁，就是常说的娃娃亲，甚至还有指腹为婚的情况存在。而明清时期仍然是一个儿童高死亡率的时期，订婚后的孩子，不少并不能等到正式举行婚礼，就被疾病或战乱贫穷等夺去了性命。因为存在“男女大防”的古训，订了婚的男女孩子在正式结婚之前一般是不能见面的。如果订了婚的未曾谋面的一方死去了，婚约也就解除了，这个本来是正常的事情，但是到了明清，女孩子遇到未婚夫死亡，往往就会选择跟着去死。

明朝中期开始，当时的社会满腔热情地歌颂和鼓励女孩子作出这样的选择。方式有多种，包括上吊、绝食、跳井、跳河、跳楼、服毒、自焚等等。这些应该是私自进行的。而与此同时，一些地方还发展出一些公开的自杀仪式。

一种仪式是“搭台死节”。

当时的人记载说：“福州旧俗，以家有贞女节妇为尚，愚民遂有搭台死节之事。凡女已字(许配)人，不幸而夫死者，父母兄弟皆迫女自尽。先日与众集处，搭高台，悬素帛，临时设祭(人还未死就进行祭祀)。扶女上，父母外皆拜台下。俟女缢讫，乃以鼓吹迎尸归殓”。也有记载说“族姻长幼此地跪拜，扶掖投缳，旁观者啧啧称叹以为荣”。

清朝学者俞正燮，是一位反对让未婚少女殉死的学者。他引经据典，证明未婚的女子不能算是正式的妻子，无需和已婚的妻子一样尽各种义务，包括殉死。这样的辩护当然是有道理的，不过他的前提是承认如果是正式妻子，则殉死或许就是可以容忍的。他引用了福建流行的一首诗，这首诗说的与“搭台死节”有一定的关系。诗曰：

闽风生女半不举，长大期之做烈女。

婿死无端女亦亡，鸩酒在尊绳在梁。

女儿贪生奈逼迫，断肠幽怨填胸臆。

族人欢笑女儿死，请旌借以传姓氏。

三丈华表朝树门，夜闻新鬼求返魂。

还有一种公开的仪式就是“奔殉”。

“奔殉”据说主要也发生在福建，比“搭台死节”更为常见。奔殉的日子是预先宣布的，其过程却在私室里实行，但死之前有一系列仪式。一旦贞女决定“奔殉”，父母便通知未婚夫家把她接去。在去夫家前，贞女先跟亲属告别，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有时全族人为她送别。到了夫家，她拜见祖先和公婆，并接受对她的祭祀(这时候她还活着)。自缢的地点通常是她未婚夫的卧室。有的贞女在上吊前还会提出最后的请求。如一个叫做刘坤宋的女子，把绳子系在梁上，索要米饭。她“强咽者三，曰：‘生为林妇，死为林鬼。今得食林家食矣!”说完上吊自尽。这是来自《福建通志》的记载。

1686年，19岁的吴淑凤为未婚夫奔丧。据说未婚夫的眼睛一直是睁着的，直到吴淑凤说“我来矣”才闭上。她想殉死，但母亲和婆婆劝阻了她。她十来天不吃饭，大家劝她吃饭，她说，允许我死，我就吃，大家假意答应她，她就吃了点东西。然后又闹着要死。大家知道挡不住，只好答应她。她于是“正容向夫柩拜，继拜母及姑(婆婆)，家人设馔祭(活着就要接受祭祀)之，女怡然受祭，答拜讫，以白缯悬门一系而绝”。

在一个鼓励烈女公开自杀的地方，“奔殉”似乎比其他形式的自杀更加令人仰慕。一旦贞女得到家庭的允许进行奔殉，她的死就会大张旗鼓地进行。如果其他自杀形式会使女孩子在死后获得美誉，奔殉烈女则可以在敬仰甚至崇拜她的告别和生祭的仪式中，亲身领略这种美誉。

在促使少女殉死的这个力量中，首先难辞其咎的是政府的大力鼓励和表彰。明朝政府表彰奖励殉夫自杀的未婚女子，开了历史先河，给民间以巨大的鼓舞和激励。据美国史家卢苇菁《矢志不渝——明清时期的贞女现象》的统计，整个明朝时期得到朝廷旌表的贞女共有156名，其中112名是为未婚夫而自杀身死的烈女。满清入主中原后，对于殉死的少女也是表彰奖励的。但是，明清易代之际，大明遗民往往以歌颂烈女殉夫，“女不事二夫”等曲折地表达大明遗臣对上吊而死的崇祯皇帝的忠诚之心，引发大清统治者的警觉，因此大清建立之后，对于少女为未婚夫殉死这样的极端行为的表彰，一度不甚热心。1688年，康熙皇帝更下诏禁止烈女殉夫行为。他说：“人命至大，而死丧者恻然之事也。夫修短寿夭当听其自然，何以自殉其命耶?不宁唯是，轻生从死，反常之事也。若更从而旌异之，则死亡者益众矣!此后夫死而殉者，当已其旌表，王以下至于细民，妇人从死之事，当永永严禁之”。但乾隆继位后，禁令失效，无论是已婚的妇女还是未婚的女子，只要是为丈夫或未婚夫殉死。据卢苇菁根据《清实录》进行的统计，从1644年清朝在中国取得政权，到1850年的两百年中，朝廷嘉奖的终身守节的未婚女子总共4493人，而自杀殉夫的少女是948位。比明朝又有大幅度的增长。得到朝廷旌表的烈女人数，当然只是烈女的一部分，实际情况应比这要多很多。

道学家，文学家，官僚士大夫等等知识精英的推波助澜，是女子殉夫自杀的强大推手。

自从宋朝的二程强调“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之后，思想界倡导“存天理灭人欲”，鼓吹妇女死节殉夫的道德高尚性和正义性。他们把“女不事二夫”包装成绝对真理，将“从一而终”的意义发挥到极致。明朝的高启说：“妇之死节，犹臣子之死忠孝，分也。何足异哉!”《明史·列女传》：“臣不二君，女不二夫，此天地间达道也。”思想家屈大均说得尤其赤裸裸：“且夫为妇与为女不同。妇可以无死，以节而终其夫家之事，女则可以无生，以烈而终其一身之事……烈女以死为恒，死贤于生矣!”这段话的大意是说，作为一个结婚了的有丈夫的妇女，她不能随便自杀殉夫，因为她对于夫家还有很多要做的事，有很多义务需要完成;而对于尚未嫁过去的女子，则最好的选择就是死亡，死亡可以永恒，死亡的意义远远大于活着，因为她的未婚夫死去之后，她已经没有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意义和必要，这时候她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去死。同时，屈大均也为自己屈姓宗族有两位殉夫的少女而感到格外自豪。明末清初被称为三大儒之一的理学家孙奇逢在为范贞女写的传从说：“君于社稷，臣于君，子于父，妻于夫，分定于天，情根于性，其死也理不容紊，而义之所不能逃者也。至未觌夫面而为夫死，与未委质于臣而为君死者同科，则尤烈之烈者矣!”这就是说，少女为未曾谋面的未婚夫而死，是所有死节者中最为伟大光荣的英烈。

而在这些道学家眼里，不但少女为未婚夫殉死是一件至上的美德，而且父母能够帮助或成就女儿去死，也是贤明的选择。当17岁的贞女宋典在1665年自杀时，其父母悲痛欲绝，但理学家法若真不惜歪曲事实，表扬说“其父母能视女之怡然以就死也，以贤矣哉!”相反，那些想挽救自己的女儿性命的父母则受到批评。如一位姓牛的寡妇绝食七天准备殉夫，但看到跪在床前求她吃饭的老父母时心软了。一位叫做王源的理学家就批评牛氏的父母不够贤明，说，如果他们能够积极帮助女儿去死，去实现自己殉夫的愿望，就“忠贞两全”了。

明朝中后期开始，中国社会商品经济得到更多发展，个性的觉醒，追求生活享受的风潮，对传统道德提出挑战。道学家们惊呼世风浇漓，人心不古，于是一些道学家把女子殉夫当成拯救颓风，高扬道德的工具。一个殉夫的少女死去，便成为士大夫，诗人，文学家，戏剧家，史志工作者的求之不得的盛举。他们呼朋引类，互相联络，互通声气，如饮狂泉，就像今天狗仔队发现娱乐明星的绯闻一样喜大普奔。一个殉夫少女的葬礼，就是这帮文人雅士的饕餮盛宴。他们或遍撒英雄帖，向全国文人征求讴歌少女的诗词歌赋，序赞铭诔，或跋山涉水而来参与这场狂欢。吟诗作赋的，撰写传记的，撰写墓志铭的，向朝廷推荐烈女事迹的，编辑纪念文集的，不一而足。1664年，安徽灵壁的所有士大夫，包括当地的县令，都为一个姓杨的烈女的葬礼捐款。一位士大夫领袖为其墓地购置土地，亲身监督坟墓的修建，还有一位德高望重的文人写了墓志铭。1687年，在吴淑姬与未婚夫合葬的仪式上，参加葬礼的来宾都穿上白色丧服，招展的旗帜把道路都遮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写来了成百上千篇悼念文字。比这更早一些时候，河北保定的范贞女在料峭春寒时节为未婚夫自杀，据说当晚她的院子里从来未曾开花的海棠开了雪白色的花。保定太守胡仓恒将此事广为宣扬，而贞女的伯父与公公也向全国发起颂扬她的征文活动。征文活动受到热烈的响应，当初著名的理学家道学家文学家如孙奇逢、魏象枢、丁耀亢等都参与其中，大儒孙奇逢写了墓志铭，纪念文章编撰成著名的《雪棠纪》，刊刻两次，风行世上。大儒，颜李学派的创始人颜元当时年龄尚小，未能躬逢其盛，极度遗憾，多年后才有机会写了一篇纪念文章。而多年以后，他仍然能够背诵《雪棠纪》中的诗句。

说起来有些意思的是，从历史上的有关记载看，那些口若悬河，高扬道德大义的旗子号召女子为丈夫或未婚夫殉死的官僚，思想家，道德家，文艺家等等人物中，对于他人不能鼓励自己的女儿殉死的行为，颇为指责，但很少见他们把自家的女子送到“搭台死节”的台子上，也几乎没有见到谁鼓励自家的女儿守“望门寡”甚至鼓励自家的女儿“奔殉”。从史料的记载来看，不管社会上对于未过门的少女为未婚夫殉死持怎样的褒奖艳羡态度，女孩子们的父母在面对执意殉死的女儿时，往往是肝肠寸断，痛不欲生。像《儒林外史》上王玉辉鼓励自家女子殉夫，在女儿真的饿死后还大喊“死得好死得好”这样的冷血父亲，在有关的记载中很少见到。这就是说，那些鼓励、鞭策少女们慷慨赴死的士大夫知识分子们，就像今天狂热地赞美朝鲜政权却把自家的子女送到英美国家，完全是一个德行。

在明清易代这个划时代的历史巨变过程中，“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事二夫”成为表达朱明皇权绝对忠诚的政治需要和政治工具。一些忠于明朝的男人们为明朝的垮台，为上吊的崇祯皇帝自杀殉死了，这是“忠臣不事二君”的具体体现。而一些并无这样的勇气，怯于以一死为大明王朝献出自己性命的孤臣遗老们，则在忍辱偷生苟延残喘之际忽然发现，歌颂和提倡妇女们为死去的丈夫或未来的丈夫死节自杀，是一件可歌可泣的美德。他们在这些死去的女人的身上，投射了自己的遗民情结和道德理想。那些为丈夫或未婚夫自杀的女子，成为这些怯懦的士大夫们的理想化身。女子们的贞节和贞烈，成为表达他们忠于故明皇帝一种政治工具。

而同时，女子贞节事迹，也成为一些文人士大夫对新朝廷新主子的投名状和进身之阶。像当时著名士大夫魏象枢，知道康熙皇帝在1666年下诏表彰自杀殉夫的少女安徽胡嘉芝好后，立即将另一位烈女宋典的事迹上报康熙，得到旌表，成为大清入主中原后被旌表的第二个死节烈女。而魏象枢也靠着宋典这个投名状，加官晋爵。这个在朱家王朝中举获得功名的士大夫，拿着烈女宋典誓死“不事二夫”的投名状，摇身一变做了异族君主的臣子，真可谓是他们所严厉谴责的“贰臣贼子”不二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