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揭秘吴三桂献出要地山海关真相

明清军队战力对比明末,军备废弛。中国历史上有一条铁律:历代王朝的军队只有在经历开国时的南征北讨,或是外患深重时的长期恶战,才能锤炼成雄师锐旅。而长期的和平岁月后…

明清军队战力对比

明末,军备废弛。中国历史上有一条铁律:历代王朝的军队只有在经历开国时的南征北讨,或是外患深重时的长期恶战,才能锤炼成雄师锐旅。而长期的和平岁月后,由于农耕文化优裕生活的消磨和统治者重文轻武政策的影响,军队的骁勇之气消失殆尽。例如宋军在宋太祖开国之初,是一支能征惯战的劲旅,平荆南,灭后蜀,定南汉,克南唐,所向无敌。到了金军对北宋发动进攻时,宋军早已失去当年的骁猛,许多官兵连马都骑不上去。

明军的情况也并无二致。立国之初,军队久经征战,精锐无比,因此能多次北扫大漠,令元军残余丧魂落魄。此后200多年间,由于北方蒙古的四分五裂,明朝没有如汉代匈奴、唐代突厥那样的大敌,使明军缺少大战恶战的历练,战力远不如前。一旦努尔哈赤崛起于白山黑水,明军在与剽悍的八旗兵较量中就处在下风。后金时期和清初时的八旗兵,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善战之师。生长在寒冷关外的女真人,刻苦耐劳,能骑善射,经过努尔哈赤的组织编练,使八旗军成为一支“威如雷霆,动若风发”的雄悍劲旅。明军与其作战,几乎无役不败,以致名将袁崇焕认为“只有凭坚城用大炮”才能抵挡清军。袁崇焕凭坚城用大炮的战术,固然暂时阻挡了八旗军的兵锋,但也滋长了明军过分依赖“乌龟壳”的思想,日后主要凭借坚城以大炮远射,而不敢冒锋犯镝与清军野战,无法磨炼出像卫青霍去病驰骋大漠建功沙场的铁骑雄师来。

袁崇焕曾设想明军以构筑城堡方式,步步向前推进,压迫努尔哈赤。按照这种战略,明军要很长时间才能把战线推进到松花江边,而战事久拖不决,自然使人民的军费负担加重。如果是在别的朝代,这个战略或许行得通。如唐朝初年曾长期与突厥等民族作战,并未拖垮国家的经济,反而打出了一个空前繁荣富裕的盛世。但明朝末年,土地集中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民不聊生的社会已无法承受“辽饷”的沉重负担。农民起义风起云涌,遍地开花,明朝从此在“辽饷”外又多了“剿饷”和“练饷”。明军既要对付关外的八旗兵,又要围剿关内的起义军,顾此失彼,“不征流贼,即征夷虏;不战于边,即战于腹。驰驱数千里,经历弥岁月,炎风朔雪,饥寒冻馁”。节制三镇的明朝总督洪承畴是农民军的劲敌,他曾擒杀闯王高迎祥,在陕西潼关将李自成杀得只剩七骑逃入商洛山。他取得大胜后,被明政府调往辽东前线。洪承畴毫不规避清军锋芒,结果统率的14万精锐兵马被八旗军杀得几乎片甲无存。他指挥的这支明朝最大的作战兵力的覆灭,使明朝丧失了抵抗清军和镇压农民军的最后资本。

难御胡马的农民军

明朝覆亡后,与清军作战的重任就落在农民起义军身上。当时关内的农民起义军,以李自成、张献忠两大部为首,都是在短短几年间迅速发展起来的。如李自成在1638年为洪承畴所败,蛰伏陕南商洛山中,到1640年底才以五十骑杀出商洛山进入河南。由于成千上万中原饥民的蜂拥加入,他的部队急剧扩展成为数十万兵员的大军,驰骋中原,纵横关山,最后出师东向,颠覆了明王朝。攻克北京之时,这支农民军实际也只有三年半的战斗历程。

显然,在这短短几年内,参加起义军的又多为此前从未摸过刀枪的农民,作战技能很难赶上那些生长于马背之上、从小就能骑善射的八旗兵。对农民起义军来说,只有在与强敌的反复较量中才能锻炼出坚强的战斗力。而明朝的精兵大都在与清军作战的辽东前线,在内地与起义军对阵的多是搜刮有术、作战无方的部队。起义军的作战能力很难得到锤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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