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治宫廷恋：将与宫女谈恋爱的太监剥皮

关于这些枪决 有哪个法学家，有哪个刑事史家能给我们举出核实的统计数字来呢？这个特别档案库在哪里呀？我们要能潜进去读一读数字该有多好。这些数字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 索尔仁尼琴曾这样写道。谁想到1991年苏联解体，顷刻之间呼喇喇似大厦倾，一个政权、一种体制在一个国家的彻底崩溃，让世人有了知道这个政权历史真相的可能。

在世界大多数人都知道斯大林是暴君，他几十年的统治是暴政时，我们这一代中国人还被蒙在鼓里，仍把他称为 伟大的革命导师 。1963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开始发表的《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即著名的 九评 ，其中的 二评 《关于斯大林问题》是这样说的： 从十月革命开始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到现在只有四十六年。斯大林作为这个国家的主要领导人，近三十年之久。无论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上说，或者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说，斯大林一生的活动，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斯大林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 大多数中国人当时和以后很多年是相信这一评价的。由于 二评 是针对赫鲁晓夫的，当然也要就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的 秘密报告 谈点看法，但 二评 基本上是为斯大林评功摆好，勉强地提到 错误 ，也是为其辩解： 斯大林，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他为苏联人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建立功勋的同时，也的确犯了一些错误。斯大林的错误，有些是原则性的错误，有些是具体工作中的错误;有些是可以避免的错误，有些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先例的情况下难以避免的错误。 绝大多数中国人没有可能读到赫鲁晓夫的 秘密报告 ，更不知历史的真相，因此也只能相信《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所说的，有些错误是 难以避免的 。

直到改革开放的年代，我们才渐渐知道了真相，1983年第一次读到索尔仁尼琴大作《古拉格群岛》的中译本时，被斯大林时代巨大的非正常死亡数字所震撼。同时也相信索尔仁尼琴所说的苏联官方绝不会公布非正常死亡的准确数字。索尔仁尼琴多年前是这样写的： 关于这些枪决 有哪个法学家，有哪个刑事史家能给我们举出核实的统计数字来呢？这个特别档案库在哪里呀？我们要能潜进去读一读数字该有多好。这些数字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 谁想到1991年苏联解体，顷刻之间呼喇喇似大厦倾，一个政权、一种体制在一个国家的彻底崩溃，让世人有了知道这个政权历史真相的可能。

1999年亚 尼 雅科夫列夫的《一杯苦酒 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改革运动》在中国翻译出版，书中写道： 仅仅这个世纪（20世纪），俄罗斯由于战争、饥饿和镇压就死亡了6000多万人。 他还写道： 1954年，内部部长C.克鲁格洛夫（他本人曾是镇压的积极参与者、强制迁徙北高加索民族的组织者）报呈赫鲁晓夫：1930年至1953年间遭镇压的人数约为370万，其中76.5万人被枪决。 由于雅科夫列夫是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总统特别顾问，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两个时期都担任 政治镇压受害人平反委你好五话寺员会 主席，所以他提供的数字是可靠的，不算官方也至少是半官方。

苏联解体后，苏联的历史档案解密公开，铁幕后面的场景越来越多地显露出来，这些档案吸引了全世界的研究者和关注这些历史的人，2002年《苏联历史档案选编》（执行总主编沈志华）共34卷在中国出版，其中《关于苏联大清洗》和《关于历史案件的平反》等专题，都提到斯大林时代的政治迫害和非正常死亡，特别是第30卷中《苏共中央政治局大镇压事件复查委员会的简要报告（1988年12月25日）》中有了正式的被镇压者的官方数字。报告中写道： 研究国家安全机关的文献资料确定，1930 1953年间根据由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 国家安全部等机关起诉的刑事案件，有3778234人受到镇压，其中被判极刑（枪决）的786098人。在被镇压的人中间，由执法机关判处的有1299828人（其中枪决129550人），非执法机关判处的有2478406人（其中枪决656548人）。

报告在多年研究档案的基础上，公布了这样的事实： 根据文献判定，斯大林亲自监督过镇压活动。 斯大林是不经法院和侦查而进行大规模的逮捕和枪决、成千上万的人被驱逐出境的倡导者和组织者。 报告说： 犯罪的行为泛滥成灾，表现为内务人民委员部拟定清单，交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或内务人民委员部 特别会议'审理，而且 惩罚'已事先确定。这些名单呈送斯大林本人。 报告举例说，在1937 1938年期间的383份名单中，有44000高级干部、高级军官和经济管理人员受到惩罚，其中39000人被枪决。 在这些名单上有斯大林和政治局其他成员的亲笔批示。在383份名单中斯大林签字的有362份，莫洛托夫签字的有373份，伏罗希洛夫签字的有195份，卡冈诺维奇签字的有191份，日丹诺夫签字的有177份。还有迈克尔扬、叶若夫和斯 柯秀尔的签字。政治局委员们不仅同意提出的镇压建议，而且还批字鼓励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工作人员进一步镇压，而在个别人姓名的上面有批字 杀 杀'。

雅科夫列夫在《一杯苦酒》中还写道：除了上述被镇压的370多万外， 还应当追加受害于集体化时期的340万人以及遭镇压的330万少数民族，这样就超过了1000万人 。

苏联档案公开时、《一杯苦酒》出版时索翁还健在，不知他对这些数字有什么看法，是否相信这个非正常死亡的数字。

《苏共中央政治局大镇压事件复查委员会的简要报告》中提出： 伸张正义问题现已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社会舆论及无辜受害者的亲朋都在等待着为他们完全恢复名誉和永久纪念他们。 纪念镇压牺牲者的一切费用当由国家支付，为此应责成苏联部长会议为这些工作筹出所需资金。

用列宁称为 暴政 的沙皇和帝俄时代同 建立功勋的同时，也的确犯了一些错误 的斯大林时代作一点比较是有意义的。

那么，沙皇和帝俄时代杀了多少人呢？看看索尔仁尼琴先生在《古拉格群岛》中引用的俄国刑法专家的统计：从1876年到1905年这30年内，共处死了486人，就是说，全国一年处死将近17人。索翁写道： 在第一次革命及其遭到镇压的几年内，死刑的数字陡然上升，震惊了俄国人的想象力，使托尔斯泰为之泪下，使柯罗连科和其他许许多多的人义愤填膺：从1905年到1908年共处死将近2200人（一个月45人！）。 与前者相比，1930至1953年的斯大林治下的国家被处极刑的人数是沙皇30年的1600多倍;与后者相比，斯大林每个月处决的人数是帝俄最残忍的年代的60倍。

对这样人类历史上极为罕见的暴政和罪行，《关于斯大林问题》是这样说的： 他在党内和党外的斗争中，有的时候，有的问题上，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处理这两类矛盾的不同方法。他领导的肃清反革命的工作，正确地惩办了很多必须惩办的反革命分子，但是也错判了一些好人，在1937年和1938年，曾经造成过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他在党和国家组织中，没有充分地实行或者部分地违反了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他在处理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关系方面，也犯过一些错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他也出过一些错误的主意。这些错误，给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一些损失。 斯大林一生的功绩和错误，是历史的客观存在。斯大林的功绩同他的错误比较起来，是功大过小的。他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每一个正直的、尊重历史的共产党人，在总结斯大林的全部思想和工作的时候，一定会首先看到斯大林的主要方面。因此，在正确地认识、批判和克服斯大林的错误的同时，必须保卫斯大林一生的主要方面，保卫他所捍卫过和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当时写作这些文章的人，审阅并让这些文章发表的人多半是看过赫鲁晓夫的 秘密报告 的，他们如何面对真实的历史？邓小平1989年5月16日对来华访问的戈尔巴乔夫说： 从1957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 这包括中共当年对斯大林的看法吗？

亲历过斯大林时代的美国记者安娜 路易斯 斯特朗在她那本著名的《斯大林时代》中写道： 赫鲁晓夫揭露出来的在第一次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发生的千百件残酷的冤案和粗暴的镇压行为恰恰使那些最优秀的人最感不安？ 她接着说： 我相信俄国人是不问这些问题的。他们的建设已经远远超过了斯大林时代，那是为了更美好的未来。他们知道人类一切进步都是要用极大的代价去换取的，不仅要有英雄们死于疆场，也要有人受冤屈而死去。 年轻的时候读安娜 路易斯 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相信一些人非正常死亡是 为了更美好的未来 的必然代价，也以此来理解 文化大革命 。那时读《关于斯大林问题》，记得文中说： 列宁引用了俄国的一个寓言讽刺修正主义者说， 鹰有时比鸡还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像鹰那样高'。倍倍尔、卢森堡是 伟大的共产党人'，虽然他们犯过错误，但他们始终是 鹰'，而修正主义者，则是 工人运动后院粪堆里'的一群 鸡'。 文中还说： 倍倍尔、卢森堡等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远不能同斯大林相比。斯大林是一个历史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的领导人，对他的评价，应当更加慎重些。 我们很多人也相信斯大林是飞得高的 鹰 ，而赫鲁晓夫是 鸡 。

索尔仁尼琴在结束三大卷《古拉格群岛》时写道： 一个用钢箍紧紧箍在一起的巨大国家矗立在世界上已经半个世纪多了，有的只是钢箍，但是没有法律。 说到苏联的镇压制度和 古拉格群岛 ，索翁说： 它之所以依然存在，是因为这个国家制度离开它就不能存在。消除了古拉格群岛，这个国家也将不复存在。 历史是无情的，一切泯灭人性的社会制度都将被人民所推翻、被历史所抛弃，那个曾经如此强大的国家和那个国家无情的制度今天都已不复存在。

本文原载于《随笔》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