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被毛主席评价“搞得比较好”的古代帝王

毛泽东眼里“搞得比较好”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原名重八,后取名朱国瑞,元文宗天历元年九月十八(公元1328年10月21日)丁未时,出生于濠州(今安徽省凤阳县东)钟离太平乡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排行第四,家族兄弟排行第八。
朱重八自幼贫寒,父母兄长均死于瘟疫,孤苦无依,入皇觉寺(位于凤阳城西门外)为小沙弥,兼任清洁工、仓库保管员、添油工。入寺不到二个月,因荒年寺租难收,寺主封仓遣散众僧,朱重八只得离乡为游方僧。后于至正八年又回到皇觉寺。因其友汤和的一封信,参加了反元起义军,改名“朱元璋”意为诛(朱)灭元朝的璋(璋,一种武器)。25岁时参加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反抗蒙元暴政。
朱元璋在郭子兴手下,率兵出征,有攻必克,因此郭子兴便把养女马氏嫁与了他,军中称之为“朱公子”。郭子兴死后,朱元璋统率郭部,任小明王韩林儿的左副元帅。接着以战功连续升迁,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诸将奉朱元璋为吴国公。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即吴王位。
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基本击破各路农民起义军和扫平元的残余势力后,于南京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
朱元璋是继刘邦之后又一个出身微细、起自草莽的平民皇帝。朱元璋和刘邦、成吉思汗一样,都属于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大老粗”,但却创造了许多“秀才”(知识分子)望尘莫及的伟大功业。《明史》赞誉朱元璋“当其肇造之初,能沉几观变,次第经略,绰有成算”,实非虚词。
毛泽东对朱元璋卓越的军事才能给予过很高的评价,曾说“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李世民创造了许多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最符合毛泽东的军事思维;而朱元璋之所以能紧随李世民之后排名第二,是因为他的军事谋略也深得毛泽东的赞许。比如,朱元璋在北定中原之前,在江南主要面对两股势力:一是陈友谅,一是张士诚。本来张士诚尤为逼近朱元璋的地盘,所以有人建议他先打张士诚。但朱元璋经过分析对比,却先置张士诚于不顾,而首先解决陈友谅。其理由是陈友谅素性骄傲,而张士诚器量狭小,两相比较,“志骄则好生事,器小则无远图,故先攻友谅”。果然,朱元璋与陈友谅在鄱阳湖决战时,张士诚徘徊观望,“卒不能出姑苏一步以为之援”。陈友谅既灭,张士诚顿成累卵,不久便为朱元璋击灭。朱元璋后来回忆说,如果先打张士诚,“浙西负固坚守,友谅必空国而来,吾腹背受敌矣”。

毛泽东吸纳并综合了李世民“以弱胜强”、朱元璋“次第经略”的思想,形成“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略原则。朱元璋的成功经验,让毛泽东领略到在不同战略阶段分清主次、逐步拓展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的“不要四面出击”、“不打无把握之仗”等战略思想,显然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朱元璋打天下时十分注重知识分子的作用,善于将知识分子的谋略、智慧为己所用。刘伯温、宋濂、朱升、章溢、叶琛等一批饱学之士,聚集在他的周围以备顾问,使之左右逢源,如虎添翼。文武雄才极一时之盛,共襄盛举,方才成就了朱元璋奄有宇内的宏图。毛泽东更是这样,他在延安时期撰写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等重要文章,其着眼点也是文武并重。
1948年11月,明史专家吴晗辗转来到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将他在当年8月份写完准备再版的《朱元璋传》的修改稿,送请毛泽东阅正。正在指挥解放战争的毛泽东于百忙之中挤出时间仔细阅读了书稿,还约请吴晗深谈了两次。隔了几天,毛泽东在退还《朱元璋传》原稿时,还特地给吴晗写了信。信中说:
“两次晤谈,甚快。大著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功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工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
此信对吴晗苦心为朱元璋立传称道有加,但又指出吴晗“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显然,毛泽东和吴晗在对朱元璋的评价问题上,存在一定差异。在毛泽东眼中,唯物史观亦可称作“奴隶史观”,是底层人民在创造历史,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都程度不同地推动了历史的进步。朱元璋作为农民起义的首领,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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