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期由于朝廷税赋严重,很多人都失业为了生存当了海盗,为祸一方,朝廷也深受其害,多次派官兵缴匪

第一，战船废置，武器装备落后。

清政府对水师在海防中作用的严重忽视，导致对其资金投入很少，造成水师战船质量不高，武器装备落后。在康嘉时期，战船种类虽然有二十多种，但主力战船只有赶缯船、艍船、同安船等少数几种，还有少量小型米艇。这些战船，多数是由民船改装而成的。相比之下，海盗的战船有大型米艇、八桨船等，船体普遍比较大，最大的排水量可达一千多吨，远远超过水师战船。另外这些规模小、数量少的水师战船，又因人为原因不能有效发挥作用。雍正年间就有人向朝廷呼吁：“今战船泊于内港，终年不见运动。器不操则易腐，数年之间便已朽烂。使朝廷无数金钱竟成虚费，再请动支重加修造，而置之水滨，听其腐烂如故也。”由于数年缺乏研制和仿造，战船的炮械也落后不堪。海盗经过自造、劫夺官兵和商夷船炮，使炮的数量大增，质量也不断提高，大者已达四五千斤。而清军水师船炮，“大者不过二三千斤，势不如贼”。浙江巡抚阮元曾向嘉庆皇帝报告说：艇匪船高炮大，边围裹牛皮，网纱甚厚。兵船炮子重者不过斤许，匪船炮子重至十三四斤。三镇兵丁合计不过三四千人，匪船二百余只，总计约万人。弱强众寡之势，迥不相同。仅看炮弹，官兵的炮弹重量不过一斤左右，海盗的炮弹重量却达十三四斤，这个差别是巨大的，打起仗来优劣立现。另外，水师战船上所配备的藤牌、鸟枪、长刀、短刀、竹枪等兵器也严重不足；火器与海盗相比也有差距，“贼船火罐，受药五六斤，喷筒大径四寸余，长八九尺。我师火罐受药不过二三斤，喷筒大不过径寸，长不过二三尺，何以胜贼”。

第二，水师兵丁配备不足，且不谙水务。

按照清军编制，水师捕盗的米艇，大船配备兵丁六十名，中船配备五十名，小船配备四十名。从表面上看，人数似乎不少，但真正打起仗来就感到严重不足。米艇每船掌舵者须六七人，管头蓬者须八九名，管大蓬者须十余名。又每船炮位多则十七八位，少则十二三位，每位派兵三名。仅这些岗位就需要兵丁六十至八十名，操纵火罐、喷筒、藤牌、鸟枪等兵器的人员以及作战中因慌乱而跳水逃逸的兵丁还未计算在内，因而四十至六十名的编制根本不够。与之相比较，海盗战船人员的配备比官军水师多得多，“小船六七十人，中船八九十人，大船百二三十人，其盗首之船必百七八十人”。这就造成“每见我师追及盗船，见其枪刀林立，辄逡巡而不敢过”。除此之外，清军水师的军事素质也远远不够，例如，“福建水师兵丁内颇有不谙水务之人，千把多系中等，将备亦然。浙江水师与福建相仿，而本领更觉不及”。

第三，水师纪律松弛，风气败坏。

由于平日缺乏训练，水师官兵在海战场上怯战，屡屡见诸记载。在战船修造上也存在腐败之风。水师的战船修造，一般由弁兵监工，可“弁兵意存需索，匠人与之钱，则诸事顺手，否则件件挑剔”，一旦匠人买通弁兵，修造的战船虽“外观可得”，但“一出大洋，巨浪掀簸，真形毕现”。战船质量关乎官兵性命和作战成败，如此弊端，官兵心里没底，每当出现断桅、破帆等情况时，便不敢恋战，迅即退港。如此怎能消灭海盗？腐败之风还不止此。嘉庆初年，一些水师官兵为了钱财竟然与海盗勾结，不是向海盗递送情报，就是在围剿海盗时不出力。例如，当时广东沿海有很多地下赌场，仅史料记载的就有二百多处，参与赌博的人形形色色，其中就有水师官兵。海盗为了拉拢这些水师官兵，也派人加入到赌博人群中，他们手里有钱，见有水师官兵赌输了，便主动上前提供帮助，这样就慢慢拉近了与水师官兵的关系，不仅能够得到水师出海的情报，而且在水师追剿时可以逃脱。

第四，军官配备不到位。

由于清政府忽视水师建设，在设置军官职位时，往往把重要岗位的编制挪作他用，使水师的职位得不到保障。比如广东水师提督一职是非常重要的职位，但直到嘉庆十五年两广总督百龄剿灭海盗麦有金（乌石二）以后才奏请设立，在这之前没有统领水师的提督官职。对于水师建设这个关键问题，江、浙、闽、粤督抚都已注意到，皆有奏议，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也都颁谕采取过一些措施，但由于海盗势力没有达到不可控制的程度，故采取的措施力度都不大，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到了嘉庆时期，海盗肆虐不可收拾，嘉庆皇帝不得不高度重视水师建设问题，以亡羊补牢的心态采取了一些办法。他首先重用有能力、有经验的水师将领，解决水师建设筹划和统领水师作战的问题，比如重用李长庚出任水师提督。

李长庚，字超人，又字西岩，福建泉州府同安县人，乾隆十五年（1750年）生人。其曾祖父李思拔，祖父李宗德，父亲李希岸，皆赠建威将军。李长庚在家排行第三，据阮元《壮烈伯李忠毅公传》载：“（李长庚）生而倜傥警敏，甫入塾即弄笔书‘天生我材必有用’七字。性至孝，母丧既除，益读书习骑射。”陈寿祺《建威将军浙江提督总兵官追封三等壮烈伯忠毅李公长庚神道碑文》也载：“（李长庚）幼倜傥异常，稍长习骑射，慨然有当世志，弱冠以武学生举。”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李长庚参加乡试中举人，第二年参加会试中进士，授蓝翎侍卫。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出任浙江衢州都司，此时他二十六岁。六年后擢提标左营游击，迁太平参将，居六年又迁乐清副将。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台湾爆发林爽文起义，为镇压起义，李长庚奉命入闽，护海坛镇总兵，所辖南日、湄州两地历来盗匪严重，他率兵剿除，开始了剿匪生涯。不久，临境海域发生民船被劫事件，有人误认为是在海坛境内，李长庚遂被参革职。但他没有申辩，回乡后散尽家财，招募乡勇，率子弟驾驶舟船入海擒盗，俘获盗首林权等数十人，又在大岞击败盗首陈营。作战中，海盗善用火器，李长庚身先士卒，驾舟迂回至上风，以长杆击打，用月镰砍断盗船帆缭，自己的须眉皆被火烧也不顾，跃入海盗船“斩获以归”，表现出了特有的海战能力。所以，王芑孙在《浙江提督总统闽浙水师追封三等壮烈伯谥忠毅李公行状》中评价他：“生平读书之外，喜静坐，天性知兵，尤长水战。”就在此时，郡王福文襄（即福康安）访水师将才，听说李长庚的事迹，便与之相见，“骤加礼异”。李长庚慷慨言道：“长庚破家为国，船既自造，军食、军械无资于官，惟火药非私家物，愿有请。”于是文襄遂下檄沿海，凡李长庚所在调用军火，“不限多寡与之”。在福康安的大力支持下，李长庚用了不到三个月就将杀害浙江参将张殿魁的福建海盗林明灼、陈礼等人俘获，因而奏功以游击起用。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李长庚奉旨署福建铜山营参将。当时，铜山战船徒有空名，李长庚“别用选锋，作商人装，出海不张旗帜，罔知其官军也，故贼至辄得”居铜山五年，李长庚先后三出南洋，五出北洋。李长庚常说，逐捕海盗是武臣的本分，不应当报功，因而取得的成绩往往不为人知。在这期间，李长庚的父亲去世，丁父忧暂归，回来后继续署事，补海坛右营游击。还未到任，李长庚即被朝廷授以铜山参将。嘉庆二年（1797年），李长庚升为澎湖副将，以保入京。还未到京，李长庚即被授以定海总兵，随后受到皇帝召见。皇帝告诉他：“汝勤于捕盗，故有此授。”嘉庆三年（1798年）四月，李长庚赴浙江就任定海镇总兵。在此后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李长庚率领水师出击衢港海盗，追过山东黑水洋，生擒盗首林苏及其众五十余人。八月，李长庚平普陀外洋之盗，次年平潭头外洋之盗。此时，“土盗”凤尾帮引安南海盗百余艘船入浙境，蔡牵、柳阿全等大小海盗以百余艘战船交会海上，朝廷急于歼灭安南海盗，李长庚奉命追“艇盗”至温州，击沉其一船，守备许松年等三船被海盗所困，李长庚返回冲入盗围救援，将三船救出，并追盗至闽粤交界的甲子洋才返回。途中又遇蔡牵，李长庚与之交手，斩获颇多，受赐花翎。在这次作战后，闽浙总督玉德、浙江巡抚阮元上奏皇帝，谓“李长庚奋勇，为贼所畏惧。此次追剿，洋面风涛亦不得不稍为持重。李长庚为杰出之员，总宜用于要处，弗令往奔波，徒劳无益”。嘉庆五年（1800年）五月，李长庚来到宁波与巡抚阮元和提督苍保议造大艇船三十艘，以攻夷盗。六月，夷盗有大小七十余艘船进入浙江海域。阮元以为，海盗众多，非会剿不可，会剿非有谋勇者为统帅不可，于是上奏皇帝以李长庚为总统，统领闽浙水师，得到皇帝同意。同年，李长庚被擢升为福建水师提督，转调浙江提督。

从嘉庆五年（1800年）统领闽浙水师，到嘉庆十二年（1807年）战死，在短短的七年中，李长庚率领水师与各路海盗进行了大大小小近百次战斗，是闽浙粤三省海盗的劲敌，“盗贼相诫，有‘不怕千军，只怕李长庚’之语”。

李长庚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多的捕盗战绩，首先在于他善于治军。在刚刚担任闽浙水师统领时，李长庚就逐条重申军令，规范作战秩序：

1、定海镇船居中军，用黄旗，总领用五色方旗；黄温二镇居左，用红旗，总领用五色尖旗；闽镇居右，用白旗，总领用五色尖旗。

2、中军船昼行插五色旗，夜悬三灯，将领二灯，弁兵一灯。中军船起头蓬之后，掌进号一次者红旗行，二次者白旗行，三次者黄旗行。

3、遇贼船，无论何镇先见者，即插本色旗，使后船见之，仍视中军所持五色方旗所指，前后四方随指追攻。若中军挂五色旗于大蓬者，收兵。

4、各镇虽分三色旗，又于本色旗心黏他色，以别其队，何队犯令，即罪其领队者。

5、中军船高插五色旗者，收岙；夜中军船放火号三枝，各总领二，弁兵一，亦收岙。支更谯警，夜见有外船近者，鸣金一阵，各船互传，见盗近乃击之，毋远而乱。若收岙旋须行者，中军插三色旗，各船毋放杉板船入海。

6、遇大盗宜安静，前后左右以旗进退之，迟者、乱者按以军法。既追盗，盗返蓬击我，我毋避。如有船陷贼，本队迟救者，罪其长。

7、追捕遇无风时，必加橹。若心怯将蓬或松或紧者，罪之。前船若速，必回待后船；后船不加速而亦回住者，罪之。

8、泊舟各总领船插黑旗，禁纵兵上岸。

9、中军传将、备，出黄旗；传千、把、外委，出蓝旗；传队目、柁工，出红旗。

10、兵船获盗船，以盗贼物为赏。兵船遇礁门必鱼贯，争先者罪舵工。

李长庚能取得不俗的捕盗战绩，还在于他注重战船的建造。嘉庆五年（1800年），阮元与李长庚商量建造战船之事，认为造船耗资巨大，应交给可靠之人，便对李长庚说：“船乃兵将所寄命，文官不善于工，请公自造之。”李长庚愉快地答道：“公不疑我，我当任之。”于是命守备黄飞鹏及族人赍银入闽，于次年造成大艇船三十艘，名曰“霆船”，最坚壮。阮元将战船分别配备浙江水师各镇，每镇十艘，每船编制兵丁八十名，各载红夷等船炮。这些战船的建成与服役，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浙省水师的旧貌，以及和海盗的力量对比，为捕盗成功奠定了物质基础。李长庚能取得不俗的捕盗战绩，更在于他善于探讨和钻研海战的战略战术。

比如他根据不同情况，在海战中分别采取夜袭、火攻、分化瓦解、水下爆破等各种方法，打击海盗。水下爆破是李长庚独创的海上作战手段。他挑选身体健壮、水性好的水兵，携带用油布裹好的火药包潜入水下，游到海盗船下，将药包固定在船底，点燃火药后再潜水回船，药包爆炸后会烧毁海盗船。这项任务看似简单，但完成起来相当复杂。一位担负过这种任务的水兵回忆说，下水前要进行精心准备，防止两种情况发生：一是防止鱼虾攻击。手心脚心要涂黑，手臂要用黑布裹严，否则这些地方会在水下泛红光，海中的大鱼大虾受到红光吸引，会前来攻击潜水者。大鱼好对付，因为它们游速缓慢，可以躲避，最害怕的就是巨虾，它们头部的针就像长枪，如果刺中胸腹，就会立即毙命。二是防止被海盗发现。一般海域水质都很清，必须潜到深水才能不被发现，所以要准备一根很长的白金气管用于呼吸。有时为了寻找机会，要在水下潜伏很长时间，最长的一次是三昼夜。这些方法都是李长庚在海战中摸索出来的。

以上表明，李长庚的确是清朝少有的优秀水师将领，不仅有胆有识，有勇有谋，而且熟悉风涛沙线，善于治理军队，擅长海战。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对国家、对皇帝的一片忠心。由此可见，重用李长庚是嘉庆皇帝绝对正确的决策。此外，嘉庆皇帝还下令整饬水师，从四川、黑龙江调来一部分水师，协助闽浙水师打击海盗。

在与海盗的较量中，李长庚与之交锋时间最长、次数最多的。李长庚战死后，嘉庆皇帝痛惜万分，专门下诏给予李长庚“优加懋赏”，加恩追封伯爵，赏银一千两经理丧事，并下令让李长庚原籍同安县的地方官为其建立祠宇，春秋祭祀。其灵柩护送到日，派福建巡抚张师诚亲往同安代皇帝赐典；皇帝还降旨封李长庚为三等壮烈伯，承袭十六次，袭次完时给予恩骑尉罔替。其恤赏银再给四百两全祭葬。赐谥忠毅。李长庚战死后，福建提督王得禄和浙江提督邱良功接替李长庚的职责，联合围剿海盗帮。

闽浙海盗被消灭之后，广东海盗孤掌难鸣。嘉庆十四年十二月，黑旗帮郭学显、黄旗帮冯超群率众五千七百七十八人、妇女八百人，大小船只一百一十三号，大小炮位五百余门，刀枪等项器械五千六百余件，向两广总督百龄投诚。嘉庆十五年三月，张保、郑一嫂率领红旗帮向官府投诚。当时红旗帮拥有部众一万七千余人，战船二百多艘、火炮一千三百余门，刀枪器械数千件。其余海盗不是投诚就是被剿灭。到嘉庆十七年（1812年），广东的海盗基本被肃清。至此，存在于中国东南沿海长达二十多年的海盗之患全部消除。纵观清朝中叶兴起于闽浙、广东海域的海盗，虽然大多数是出身下层的贫苦百姓，他们出海为盗的主要原因是生活所迫，有些海上行动是对封建压迫的反抗，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值得肯定和同情。但是，他们结伴为盗，处于无政府状态，继而发展到残害沿海百姓，破坏海上贸易和渔业经济，得不到岸上广大民众的支持和同情，这是不能被肯定的。清政府剿灭海盗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

中国大规模海盗活动在清代绝迹的原因是综合性原因：一方面因素是清政府对海盗问题剿抚有道，根本原因是清政府推行较为宽容的海禁政策以及19世纪后西方势力的军事支援